ESG行为演变为符合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对企业的实际经营和管理改善未能带来实质性益处，甚至逐步异化为一项公司治理成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竞争的政治市场围绕ESG的激励扭曲和行为异化开始系统纠偏

建立只有三十几年的中国A股市场无疑是全球资本市场经验的积极借鉴者和学习者。由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组成的强调企业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ESG，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4年发布的一份题为《有心者胜：将金融市场与变化的世界联结起来》（Who cares wins——Connecting Financial Markets to a changing world）的报告中。在20年的时间里，ESG运动已从联合国发起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发展成为全球公司治理实践的热潮。

在监管当局、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千禧一代的偏好，甚至学术研究的共同推动下，ESG运动以规范公司治理为名义，通过ESG评级和信披要求，强制或半强制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方面付诸行动。这一良好的初衷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各种事与愿违的激励扭曲，甚至逐步异化为一项企业不堪承受的“公司治理成本”。在上述背景下，北美和欧洲出现了一种反ESG这一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的公司治理新动向，值得引起国内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者的关注。

ESG：不堪承受的“公司治理成本”

第一，越来越多的评级和排名，以及不统一，甚至混乱的评价标准，使得ESG实践难以形成公认的权威影响力，是否属于ESG行为变成各说各话，甚至是自说自话的一家之言。

围绕ESG的评价，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以及世界经济论坛（WEF）等很多组织和机构都发布ESG信息披露指引，鼓励相关企业按照指引进行专项信息披露。由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围绕ESG评级发布的明晟指数（MSCI）则是机构投资者的风向标。近年来，国内的投资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也陆续推出了标准不完全相同的ESG评级和排序。

越来越多的评级和排名，以及不統一甚至混乱的评价标准，使得ESG实践难以形成公认的权威影响力，是否属于ESG行为变成各说各话，甚至是自说自话的一家之言。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特斯拉。从事新能源汽车生产的特斯拉在中国自然是符合ESG标准的。然而，在标准普尔的一家评级机构将特斯拉从一个主要的ESG指数中移除之后，马斯克称“ESG是一个骗局”，它已成为“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的武器”。

另外一个例子则来自刚刚退休的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著名的公司治理咨询机构ISS对伯克希尔的评价是，“在ESG治理方面不足，审计委员会没有充分发挥职责，该公司没有适应一个ESG对业绩变得更加重要的世界”。这项批评源于伯克希尔长期以来只聚焦投资主业，从不关注ESG方面的投资。在2007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通过捐赠给家人和他的朋友比尔·盖茨管理的基金会来“养活”他的慈善事业。巴菲特说：“当我有钱可以捐的时候，我就会把钱交给那些精力充沛、努力工作、聪明、用自己的钱去做事情的人。而我自己则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伯克希尔显然是把能显著提高ESG评级和排序的慈善等企业社会责任，交给专业的机构来完成，没有兴趣在并非主业的这些问题上不计成本、费时费力地亲力亲为。

第二，ESG行为演变为符合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对企业的实际经营和管理改善未能带来实质性益处，甚至逐步异化为一项公司治理成本。

2023年3月倒闭被接管的美国硅谷银行，成为ESG行为演变为符合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