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玺印封泥研究对历史地理学的推进，目前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增添文献失载的政区名称。这方面例证很多，最显著的例证是“江南”。《史记·货殖列传》载：“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自唐以降，都是将“江南”理解为一个地区。

张守节《正义》谓：“此言大江之南”。清代杰出史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摘引此句：“‘江南、豫章、长沙’，又言‘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皆谓今湖广、江西之地。《项羽本纪》‘江东虽小’‘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今人所谓江南，古之江东也。”这很显然将“江南”与“江东”等量齐观，全都当作地区名了。

我本科时读《货殖列传》，就觉得这句话很不对劲。“江南”前面的衡山、九江，后面的豫章、长沙，都是郡名，中间掺杂一个地区名，显得不伦不类。太史公文法严密，当不至此。但要说“江南”与上下文一样，也是郡名，又没有依据。近年孙慰祖先生发表《浙江、江东、江南为秦郡说》一文，明确指出“江南”当为秦郡名，此外秦代还当有浙江郡和江东郡。由于岳麓秦简中有“江东、江南郡吏”之文，慰祖先生的这一判断可谓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