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一种“纯净”的语言
在最初缔造意大利语的几个文化巨擘中，但丁（1265-1321）是敞开的、包罗万象的，代表了某种混杂和无限；彼得拉克（1304-1374）则曲径通幽、向内探索，用一种纯净的语言表露了内心世界的小小颤动。在语言方面，一个很小的例子就可以展示两者的差异。但丁在《地狱》第二十八章中对挑拨离间者的处境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写：
那人竟被劈成两半：从下巴一直劈到屁眼：
大小肠挂在两腿中间，
心肺肝脾全都暴露在外面
……
（黃文捷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
但丁是写实的，不会用文雅的词汇替换那些略显粗俗的词语；而彼得拉克的诗文中连“腿”这个词都可能会回避，顶多写到“美丽的脚”（bei piedi），根本不会出现“屁眼”和“粪便”如此刺眼的词语。若用现在的话来说，彼得拉克是典型的“内敛型”人格。在《歌集》的开头，诗人就呈现出一个孤单的身影在旷野漫步的形象，躲避爱神纠缠的同时，沉迷于一个万分敏感丰盈的内心世界。
彼得拉克建立的语言典范无疑是成功的，在他离世后一百多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语言学家本博（Bembo，1470-1547）提出将彼得拉克的语言作为诗歌语言的典范：因为要把俗语提升为一种文学语言，就要杜绝“俗气”的词语。彼得拉克用佛罗伦萨语言写作，但他和但丁一样，是一个被流放者，他从小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又在蒙彼利埃学习法律，后来也在意大利北部生活过几年。彼得拉克几乎没有在佛罗伦萨生活过，他用拉丁语工作，在教皇那里谋了一份差事，他的佛罗伦萨语是一种“流散”者的、书面的语言。当代古典文学学者桑塔伽塔（Marco Santagata）认为：
彼得拉克的语言是现代的。他对于用词格调统一的坚持是对的，一方面排除了过于口语的表达，另一方面减少了对过于艰深的专业词汇的运用，这样产生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词语表。彼得拉克会优先选择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也就是在语义上有多种涵义、内涵丰富的词语。总之，他的做法是对的，就是凸显一种远离日常的语言，并强调其抽象和形式。
除了词语上的严格标准，彼得拉克当然也倾向于思想上的严肃、优雅，他的诗句定然不会出现同时代锡耶纳诗人切科·安焦列里（Cecco Angiolieri，1260-1313）那种直言不讳、亵渎主流价值的诗句：“把美女都给切科，瘸子丑妇归他人……”或者“世上有三样东西最合我意：骰子、女人和酒馆……”本博不推崇在今天看来引人入胜的“多语体”《神曲》，认为只有《歌集》里严格选择用词的语言才是完美的典范。事实是，在《歌集》出现后的两三百年，“彼得拉克主义”在欧洲盛行无阻。
享受世俗声望的爱国者
彼得拉克其实在生前就备受追捧，他一三四○年在罗马被加冕为桂冠诗人，这是他世俗声望的顶峰。一九○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诗人卡尔杜奇（1835-1907）在他的文章《在彼得拉克墓前》中，讲述了这种空前绝后的盛誉：
不仅仅是那不勒斯国王、法国国王欣赏他，为他的才华感到惊异；皇帝和教皇也在追捧他；同时意大利各地暴戾、粗鲁的僭主也被他驯服。比如残暴的米兰城主威斯康蒂希望他能当自己的儿子的教父……他当然也不乏民间的追随者，有目盲的老先生由儿子搀扶着，在意大利半岛上追随着桂冠诗人的脚步，还有工匠用鲜红色和金色装点房间来招待他……
彼得拉克是一个“现代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各地旅居，曾经渴望过古罗马的辉煌能重新回归，甚至指望过先于时代的狂想家，“最后一个罗马平民保民官”—科拉·迪·里恩佐能开创一个新局面。他的梦想太过于超前，很快陷入幻灭，意大利在十九世纪才勉强实现了统一，辉煌却谈不上。彼得拉克是一个世界人，但民族身份却是鲜明的，当时意大利各城邦相互作战，同室操戈，请的都是德国雇佣兵。他和同时代的很多文人都意识到了雇佣兵的害处，在《歌集》里第一二八首就收录了一首爱国诗歌，呼吁意大利人停止内斗，当心德国人的阴谋。
我的意大利，望见美丽的身体上
惊心的疮痍
虽然言语对致命伤
无济于事
但至少我的哀怆
是台伯河、阿尔诺和波河的期望
现在我所处的意大利
痛苦而沉寂
天主啊，我恳求
怜悯让你降临到人间。
眷顾你喜爱的高贵土地。
慈悲的主，你看
一些细小的仇隙
都会引起血战；
残酷而高傲的战神
让人心冷硬，一意孤行
天父，请感化、打开人们的心结
……
在各城邦残酷斗争，甚至城邦内部也不断分裂的局势下，彼得拉克一句深情的“我的意大利”彰显了他的身份归属，也为几百年后“塑造意大利人”开启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