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闰之辨

传统史学有“正闰”之说，指正统和非正统。“正”是统绪，无须解释，“闰”即骈枝，来自置闰的传统历法。《辞源》释义：“闰为农历一年十二个月以外的月份，故有非正常之义。”

清代士人喜欢讨论三国，或出于正闰观念，并不将三国视为一个朝代。如，王士禛批评陈寿《三国志》，有谓称名三国“名义乖舛”（《池北偶谈》卷十六）。杭世骏干脆说：“《三国志》应名《季汉书》。”（《订讹类编》卷四）另外，牛运震认为《魏志》设传不当，曰：“董卓、刘表、二袁等，皆汉季群雄，应入后汉，不得属之三国。”又谓：“吕布、臧洪、陶谦、公孙瓒、张鲁等，俱宜入《后汉书》。”（《读史纠谬》卷四）若按其说，曹操、刘备（及刘焉刘璋父子）、孙权（及其父兄坚、策），亦是“汉季群雄”，自当归入后汉，那就没有三国了。

当然，不至于撇了三国，史家所用“汉魏”及“魏晋”之合称，就包含了三国这一段。不过，三国是三分欹出，倒也未便称之朝代，按传统史观，通常是以“魏”之名义承接汉晋，第序王朝兴替。

王士禛他们没弄明白，陈寿撰史不是“说三分”的意趣，其旨在寻绎一种统辖性的历史存在，是以“汉—魏—晋”为统绪，魏乃连贯前后之枢纽。其实，魏与蜀、吴二国大有区别，不是实力强弱，土地人口多寡，其特殊性在于它与汉、晋两端之交互融合。《魏志》用大量篇幅传述那些不属于曹魏集团的后汉人物，是因为曹魏与后汉（献帝时期）近乎同体关系。二者不但重叠，而且互为表里。自建安元年（196）汉献帝为曹操所挟持，汉廷尚苟延二十五年之久，直至曹丕代汉（或曰篡汉）之前，魏乃汉之宿主，名义上仍是汉家天下，奉献帝年号。但魏之国祚短促，自建国至禅于晋（220-265），存在仅四十六年。它的后半截，即整个三少帝时期，几乎由司马氏父子控盘。可以说，自齐王芳嘉平元年（249）司马懿诛曹爽之后，魏与典午亦庶几同体—其时尚未有晋，已是隐然在即。魏元帝（陈留王曹奂）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封晋公；翌年，即咸熙元年（264），进晋王。史家所称“晋国初建”，揭于司马昭时期。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受禅，陈寿称之“如汉魏故事”。

如何分辨正闰，纪述统绪，史家司马光说得很透彻。《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二年，记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司马光否认其祚汉资格，理由赅综如下：

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这里提到的汉光武帝和晋元帝，乃东汉、东晋中兴之君，司马光认为刘备没有他们那样的功业，况且与汉室“族属疏远”，故而没有资格“绍汉氏之遗统”。司马光辨正闰，注重“功业之实”，亦以“汉—魏—晋”为统绪正脉，而蜀汉、东吴皆属“列国之制”，居闰位。

然而，小说《三国演义》以“尊刘抑曹”为叙事要则，亦出于所谓正统观念，但其所奉正闰恰与司马光之义相悖。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开篇即云：“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毛氏认为，将正统予以曹魏是“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他强调蜀汉为“帝室之胄”—这正是刘备祀汉和蜀汉建政的合法性所在—而“陈寿之《志》未及辨此”。

其實，刘备之宗室身份就出自《蜀志·先主传》，所谓“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也”。陈寿偏给刘备找了这样一位祖宗，难说不是心怀叵测的春秋笔法。那刘胜是绝顶荒唐之人，据《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乐酒好内”，生子多达一百二十余人。至刘备之世，刘胜一脉绵延三百多年（小说第二十回叙世谱排为刘胜十七世孙），不知该蕃衍多少枝蘖。司马光谓之“族属疏远”，实出语委婉，刘先主皇N代之天潢身份怕是跟阿Q姓赵一般道理。

废立之局

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外戚和士大夫缠斗不已，因有党锢之祸。国势危难之际，士族豪强乃图谋变革。《魏志·武帝纪》记载灵帝光和末年一次未遂政变：“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此所称“太祖”即曹操。王芬谋废事败，按陈寿之说是曹操未予支持。其实，曹操当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个冀州刺史王芬，疑系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列入“八厨”的王考，但陈、范二史均未予立传，范书《灵帝纪》亦未及废立之事。至于合肥侯其人，不能详考，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其目下仅作“某”字。此事《通鉴》卷五十九记载稍详，但时间与《武帝纪》不同，是在灵帝中平五年（188）。所述如下：

故太傅陈蕃子逸与术士襄楷会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因与豪杰转相招合，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欲因以起兵。会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以兵徼劫，诛诸常侍、黄门，因废帝，立合肥侯，以其谋告议郎曹操。操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怀至忠之诚，据宰辅之势，因秉政之重，同众人之欲，故能计从事立。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华歆、陶丘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洪乃止。会北方夜半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解印绶亡走，至平原，自杀。

按《通鉴》说法，曹操拒绝参与其事乃自有权衡，王芬不像伊、霍之俦“据宰辅之势”，怕是难以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