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的杨序

《集外集》是鲁迅生前唯一由他人而非自己编定的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初版。日前偶得此书同社一九四七年九月“战后一版”。在一九四九年前，此书总共只印行了这两版单行本（不包括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本），是鲁迅重印最少的一部著作。

尽管版次最少，《集外集》的研究价值却不容小觑。鲁迅自己在此书《序言》中就明确宣示：“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当然要归功于此书编者杨霁云（1910-1996）。现存鲁迅致杨霁云的信札有三十四通之多，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鲁迅致杨霁云的第二封信开始，两人就不断讨论这部鲁迅集外文集的编辑事。五月二十八日，鲁迅又约杨霁云在内山书店见面畅谈，“甚忭”。在鲁迅指点下，杨霁云搜集到的鲁迅集外诗文越来越多。鲁迅同年七月十七日致杨霁云信说：“我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查起来还有这许多，殊出自己的意外……先生要印成一书，只要有人肯印，有人要看，就行了，我自己却并没有什么异议。”可见编《集外集》是杨霁云的提议，鲁迅同意了。而据同年十二月九日鲁迅致杨霁云信又可知，《集外集》这个书名是鲁迅自定的。一直到十二月下旬，两人仍鱼雁不断，反复讨论《集外集》该收和不收之文。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鲁迅写下《集外集》的《序言》，第二天杨霁云写下《集外集》的《编者引言》。十二月二十三日，鲁迅收到杨序后复信云：“先生的序，我看是好的，我改了一个错字。但结末处似乎太激烈些，最好是改得隐藏一点，因为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后来的事态果然被鲁迅不幸而言中。《集外集》报送书报检查机关“审查”时，《编者引言》被抽去，故《集外集》初版本出书时缺了《编者引言》，只有另一篇杨霁云写的《编后杂记》。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在编《集外集拾遗》时，首次收入杨霁云这篇《编者引言》。《编者引言》与《集外集》真正“合璧”，则是在我刚得的这“战后一版”。但一九五六年、一九八一年和二○○五年三個版本的《鲁迅全集》里，杨霁云这篇被鲁迅认可的《集外集》的《编者引言》又奇怪地消失了，令人遗憾。由于《编者引言》较长，不能尽录，现就将后两段包括鲁迅担心的结尾处抄录如下：

自己收集的一些文章，如仅供私人嗜好，那是没有问题；如想供给后人作研究鲁迅先生作品而用呢，则似有早日出版之必要。于是就去征求先生的同意，回语是“如不至于对不住读者，本人却无异议”。我想在这颠倒混乱，满布蒙汗药的中国文坛，作者的文章，有几篇或许失去了时代的意义是难免，毒药是决计没有的。于是就决定拿它出版了。

作者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荣价值，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后自有人来作专门的研究，我这里且不提。但作者近几年来，是在重重压迫下奋斗，层层狂吠中作战。最苦痛的不是举枪挥剑的敌人，不是食禄效忠的帮闲，倒是口是心非，当面输笑，背后投箭的战友。我想将这本书贡献给作者，使他缅昔顾今，为人类作叛徒更勇猛地战斗。

杨霁云的《编者引言》应是鲁迅《集外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再印《集外集》，理应补入。

天价《裸》的首次发表

香港佳士得二○二三年秋拍会上，旅法画家常玉（1900-1966）的一幅油画《花毯上的侧卧裸女》以一亿六千万元港币的天价落槌，引人注目。

对这幅画，研究常玉的高玉珍博士在其著作《形色绝响：常玉的绘画艺术》（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23年7月初版）中是这样描述和评价的：

常玉早期所完成画在画布上的《花毯上的侧卧裸女》一作，常玉画裸女躺在花毯上，身体背对着画面，齐耳黑发单眼转头面对前方，在红色背景中裸女躺在白色花毯上，毯子上黑色细密笔触线描马、鹤、鹿、鸟、鱼、小舟及水草与荷花等丰富的传统图案，由收藏者来源是侯谢判断应是常玉早期精彩作品，从裸女头发造型到花毯纹饰除了图腾具有中国风格，更可看出常玉深受马蒂斯和藤田嗣治的绘画风格影响。

这个评价很到位，但还可略作补充。此画右上角还有一方画出来的“玉”字印以及“玉”下的“SANYU”法文名。在画作上钤印，本是中国画的悠久传统，可见此画具有“中国风格”又有了一个证明。

最初收藏这幅画的是法国收藏家亨利－皮尔·侯谢（1879-1959）。他是最早赏识常玉画作的收藏家。常玉的名字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起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他大量收藏常玉的油画、版画和素描。据他在《收藏的告白》中回忆，年轻的“中国画家常玉充满诗意的女人与马”正是他所特别中意的。可惜他俩合作的时间不长，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起侯谢就与常玉“再见”了。由于这幅画出现在侯谢所藏常玉画作的清册中，应可据此推断，这幅画的诞生时间不会晚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属于常玉早期代表作。

更有意思的是，这幅画当年还在国内发表过，这就与诗人徐志摩和邵洵美有关了。我以前写过《常玉与徐志摩》等文，初步讨论了常玉与徐志摩、邵洵美的友谊；不久前我还与王金声先生合作，临摹了常玉画的徐志摩头像，请董桥先生、陆灏先生题了字，还请徐志摩之孙徐善曾先生签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