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句顶一万句》开始，接上《我不是潘金莲》和《一日三秋》，刘震云的三部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在聚焦人生问题，讨论不同的人究竟会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不同的方式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甚至，这些不同的态度之间还隐约潜藏着一条逐步向上的阶梯。这一点最直观地体现在各色人物为生活所找到的诸般“出口”之上；在刘震云的叙述里，他有时也称其为人物的“喜好”。

无论是内容，还是创作的野心，《一句顶一万句》都堪称刘震云最成熟的作品；作者曾夫子自道，称自己在此书中约略摸到了中国人生活中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它们可以超越历史和政治的变迁。在其中，作者刻画了许多别具一格的人物。最先出场的是赶车的老马，虽以赶车谋生计，却不喜欢赶车。他喜欢“吹笙”。别人赶车打盹儿，他赶车吹笙。最能代表村庄生活之氛围的是杨家庄的罗长礼，本业是做醋卖醋，他的醋却容易变味长毛。他喜欢“喊丧”，掌管丧礼中祭奠次序的调度。还有老胡，延津县的县长。老胡的心思不在白天做官，而在晚上做木匠，县衙的公差都是他的徒弟。别的县衙一股潮气，他的县衙一股刨子花的味道。

这样的“喜好”已经超越单纯的娱乐，而是一种逃离，一个出口，一扇他们为自己打开的窗。或者说是一种生活，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生活。按照小说隐藏的时间线，他们皆是二十世纪初叶的一代人。同样是清末民初，鲁迅先生曾专门讨论铁屋子的问题：如何叫醒沉睡的人们，究竟是拆房子，还是破门而入。以及娜拉出走的问题，离家之后又去往何方。但在刘震云的笔下，这个民族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就算没有出走也早已不在原处，也无须破门而入，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

上卷的主人公杨百顺是他们精神的实际代表，不但有“舞社火”这样一扇窗，而且一次次决绝地离开，最后连名字也改成了毫无相干的“吴摩西”。名已无，姓已改，他厌弃的不是自己，而是既有的生活。借着杨百顺的老师老汪解《论语》的话，作者一语道破这些人的心事：“有朋自远方来”为什么让人高兴，恰恰是因为身边的生活里没有说得着的人。老汪是书中唯一的读书人；透过他日常的语调，这些普通人身上似乎都生发着一种存在主义的气息。

值得寻味的是，在《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的目录里，作者明确地只把李雪莲两百多页的人生当作“序言”，而最后三十来页的老史的故事才是“正文”。若要理解“正文”所指为何，还得回到老史的生活态度。

老史何许人也？曾为一届县长，现在革职还乡，开了一家饭店叫“又一村”，店里的连骨熟肉远近闻名，日日排着长队。老史平日喜好打麻将，不是没日没夜地打，而是四个老友一周打一次；就像店里的连骨熟肉，虽供不应求，却每天只炖两锅，卖完即打烊。

在杨德昌的电影《一一》里，也会有一个类似的问题若隐若现。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中年男人，既不满意在公司里的工作，家里也一团糟。而他的妻子敏敏同样身心疲惫，经常上山去庙里做斋戒。电影的结尾是敏敏从山上下来了，哭着说再也不去了，一家人仿佛重新启程要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