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八八年，一心复辟罗马天主教的英王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法国，他的女婿兼外甥、荷兰第一执政威廉三世入承大统—没有经过流血牺牲而实现政权更迭，是所谓“光荣革命”。革命后，两位“共主”威廉和玛丽颁布一系列新政，赢得维新派满堂喝彩，但同时也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当世大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由于心系故主，德莱顿不肯归顺新君，被褫夺“桂冠诗人”的头衔（改由其文坛劲敌沙德维尔[Thomas Shadwell]继任），与之一同失去的，是王室赐予的不菲年金。年近花甲的诗人迫于生计，转投文学翻译市场，期待有生之年能够完成皇皇三巨册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作品集》（包括《农事诗》《牧歌集》和《埃涅阿斯纪》）的翻译。

照德莱顿远房表亲乔纳森·斯威夫特的看法，这位复辟时代代表人物最大的特点是“善变”。德莱顿出生于清教家庭，对“护国公”克伦威尔开创“英格兰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England）的伟业仰慕不已。一六五八年，在克伦威尔葬礼上，德莱顿与曾任共和国外事秘书的弥尔顿（以及曾担任秘书助理的诗人安德鲁·马维尔）一同追缅先烈。不久，德莱顿发表长诗《英雄诗章》（Heroic Stanzas，1659），表达对克伦威尔的绵绵哀思，在文坛一鸣惊人。又一年（1660），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德莱顿迅速抛出长诗《星辰归来》（Astraea Redux），歌颂查理二世拨乱反正，乃天命之所归—他长期流亡海外令英格兰国家和人民惨遭蹂躏，愈演愈烈的宗教纷争几乎要将英国彻底“撕裂”。德莱顿认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表明上天垂听了人民的呼声，正如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在查理二世入城仪式当天记录的那样：“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开心过，我站在斯特兰德（Strand）大道，观看这一切，并感谢上帝。”

一六六七年，伦敦大火后，德莱顿又发表现代史诗《奇迹之年》，讴歌国王（及王弟）在大灾面前临危不惧，以身垂范，率领国人致力于灾后重建，使得伦敦“如凤凰涅槃般”重获新生。国王封赐德莱顿为“桂冠诗人”，从此之后，为王室撰写王子诞育、公主大婚之类“应景诗”也成为他义不容辞的工作职责。然而，这位诗人似乎走得更远，以致有深度“干政”之嫌。一六八二年，德萊顿创作政治讽喻诗《俗人的宗教》，竭力维护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同时猛烈抨击那些不从国教者、天主教徒及无神论者。一六八五年，风流成性的“快活王”（Merry Monarch）查理二世去世，无嗣，王位由胞弟詹姆斯二世继承。两年后，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发表《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名义上要求天主教与非天主教者“同样享有信仰自由”，事实上要求英国人“改宗”。响应国王号召，德莱顿发表《牡鹿与豹》，用“奶白的”（milk-white）牡鹿形容罗马天主教纯洁无瑕，而将英国国教比作凶残的花斑豹。与此同时，德莱顿本人以身作则，旗帜鲜明地改宗罗马天主教，甚得国王欢心。

数年之间，德莱顿政治及宗教立场前后反差如此之大，颇令人震谔。照约翰逊博士的看法，德莱顿一向善于审时度势，其为人和为文一样，“遵循‘适当’（propriety）原则—即艺术审美与现实生活均按‘比例’（proportion）行事，让局部服从于整体，方法服从于目的”。换言之，即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尽管同为新古典派的约翰逊博士竭力为德莱顿辩护（“如果说德莱顿变节，那么，他是顺应英国民情而变节”），但时人似乎对此并不买账。

德莱顿选择维吉尔《作品集》固然出于他对古罗马经典文学的倾慕和向往，但同时也有仿效前者做“帝师”的欲望：维吉尔曾循循开导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注重文化建设；德莱顿也想讽喻威廉国王“偃武兴文”—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奉行“荷兰至上”原则，热衷于欧陆战事（誓与路易十四抗衡），结果导致英国国民税赋剧增，民怨沸腾。王公贵族中不乏拒绝向新君效忠之人，德莱顿后来在维吉尔《作品集》中将埃涅阿斯称为“一位被选举的（elective）国王”，并表彰他在岳父在世期间，从未“要求王位继承权”—所指为何，也就不言而喻。《埃涅阿斯纪》竣工后，德莱顿拒绝了出版商将此书敬献威廉国王的建议，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威廉的岳父詹姆斯二世尚在（处于其表弟路易十四“保护”之下），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认为威廉的王位乃是由议会“授予”—威廉首先需要签署《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保障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和自由”—国王作为“虚君”，其身份大抵相当于职业经理人。这也是德莱顿胆敢在书中影射新君的根本原因。

德莱顿敢于跟国王叫板，当然更源于自身的底气。他不仅是当世最著名的诗人，也是最著名的剧作家、批评家（约翰逊博士在《诗人传》中公允地推许他为“英国文学批评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