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好几年江南园林，也会想要了解西方的摄影师同行对西方的花园是如何观看，在图书馆发现了一本题为《当代摄影和花园》（ContemporaryPhotographyandtheGarden）的展览图录，刚好提供了相关视角。无论中国园林还是西方花园，本质上都是一片围墙内的风景，它们总是被看做驯化的或是浓缩的自然，同时又承载了诸多文化想象：是避世之所、人间乐土或是尘世天堂。与花园一样，摄影媒介也摇摆于自然和文化之间，因此毫不意外的是，自摄影发明之初，花园就吸引了相机之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摄影诞生于花园之中。

1839年摄影宣告发明之前，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HenryFoxTalbot）在他家族拥有的拉科克修道院（LacockAbbey）的后花园实验如何将暗箱投影仪的成像永久凝固，花园中的植物为塔尔博特提供了数不清的拍摄对象，而其环境则为早期摄影术缓慢而复杂的工艺流程提供了免受打扰的空间和户外光线。20世纪之交，尤金·阿杰（EugèneAtget）带着笨重的、即将被历史淘汰的湿版相机游走于巴黎，记录同样即将被淘汰的古老小巷，以及城中和城郊的花园——这些花园是法兰西帝国鼎盛时期皇权的象征，到了20世纪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花园或许只是阿杰对于旧巴黎的系统记录中的一个主题，而且他总是强调自己的目的只是客观记录，但这些无人的照片充斥着神秘乃至鬼魅的氛围，无意中重申了花园历来在文学中作为一种空间想象的特质。

然而，诚如《当代摄影和花园》前言中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摄影师们在审美上逐渐抛弃了花园的诗意，转而将镜头对准了现代性的迹象，比如机械和都市生活；另一方面，随着相机越来越便携，摄影成为关注社会议题的媒介，在这些呈现人间悲剧的影像中，没有花园的位置——或许唯一的例外是1946年尤金·史密斯（EugeneSmith）在自家后院拍摄的那张《通向天堂花园的小径》（TheWalktoParadisGarden）。在此之前，史密斯在“二战”的太平洋战场上拍摄，战争的残酷让他在精神上饱受创伤，而1945年拍摄冲绳战役时，他还被迫击炮击中，身体上也严重受伤。直到次年晚春，史密斯依然未完全康复，但当他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沉浸在后院那一小方自然中，手牵手走向光亮时，这位身心俱疲的摄影师感到了精神上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