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今天的文学现场，批评开始高度的体制化了。在这个由作者、出版商、官方机构、批评家、期刊发表平台，以及读者共同构成的文学流通体系中，作家们更像是文学产品的原料提供者，作为“幕后金主”的出版方承担文学的生产和销售工作，而批评家更像是广告商，他们与期刊杂志一道承担了文学成品的推广环节，并配合出版方将产品推销给作为消费终端的读者手里。因此对于作者和出版方来说，无论是追求经济效益（销售量）还是追求社会效益（评奖），都高度依赖批评家的密切合作。在此，要想成为一位合格的推销者，批评家不仅要“有才”，能写能说，还得“有颜”，他们随时都得抛头露脸，得经受这个“看脸”时代的重重考验。此外，还得会表演，如果能讲段子，会说“脱口秀”，那就再好不过了。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直播带货时，批评家也在谋求“破圈”……

当批评家深度嵌入到这样的批评体制之中时，批评的弊端想必是一目了然的，批评的“甜蜜化”和“软文化”也就不可避免。聪明的批评家，总是擅长操弄成色不一的所谓“甜蜜的批评”。为了一些散碎银两，他们甘愿充当书商的“帮闲”，不惜让批评沦为沿街叫卖的吆喝。“分赃不匀狗咬狗，槽里无食猪拱猪”，有人曾如此奚落所谓的批评界。在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面前，批评已然失去了它理应具有的品格和力量，节操尚且不保，遑论什么尊严。批评的颜面正在丧尽，批评家不过是卑微的乞食者，或是流落街头的“没皮没脸的杂耍艺人”。

今天的文学批评，包含着太多的“奴颜”和“媚骨”。从这个角度来看，倘若说文学批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想必并不是危言耸听。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先生的教诲所具有的振聋发聩的时代意义。先生早就提醒过我们，批评是应该有“筋骨”的。批评的战斗性，恰是其“筋骨”的体现。在鲁迅先生那里，文学批评总是被寄予“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鲜明倾向。如他在《华盖集·题记》中所言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为此，他对真正的“文人”提出了要求，他们应该“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此，将“文人”置换为批评家，显然是更加恰切的。在《批评家与创作家》一文中，鲁迅对批评有着更加透彻的阐释：“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在鲁迅看来，文学批评是一项严肃而切实的工作，批评是有“筋骨”的。

二

然而面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在反对阿谀奉承、庸俗吹捧，倡导“批评精神”，增强朝气锐气，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的同时，也要警惕出现截然相反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批评家也会“滥用批评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