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今天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对21世纪文学的整体状况把握，很多评论家保持了统一的论调，即认为21世纪以来的文学并未与上世纪90年代拉开显著的美学距离，它更大意义上是世纪末文学的内在延伸，并在不同文体的各个内在向度上持续发展，在生长中孕育着生机。比如谈到小说或者诗歌，评论者往往都会谈及实验色彩的弱化、故事性或叙事性的强化、跨媒介文化的渗透等话题，以此阐明新世纪文学和前代文学的关系。这种普遍性的理解的确切中了新世纪文学的某些共性特质，但也易于忽视一个显在的问题——新世纪已经走过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是否就像很多论者认为的那样，文学仅仅是一种“延续式”的存在，它的内部是否蕴藏着不同元素的碰撞、衔接乃至分化，又是否孕育着或者已经形成了新的、正在崛起的美学特质？我们仅以新诗为例，透视新世纪诗歌批评的格局变化，希望能够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沉淀下一些经验。

从创作生态上看，新世纪诗坛可谓事件频发、声音纷繁，却始终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罗振亚语），缺乏焦点的诗学主题和恒态文本，也未能汇合成具有引领性的艺术趋向。或者说，那种带有标识性效应的“大事件”“大转折”尚未出现。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观，为这一时段梳理线索便成了难题。一个人就是一个美学流派，几个人的争斗就能形成文学史事件的时代早已远去，从典型人物、流派、事件入手去述史的可能已然式微。批评者如果想对当下的诗歌现场进行描述和提炼，那么他们对美学的探讨、对艺术的批评就必须深入联系作家和时代乃至世界的关系，留意“文本”和“泛文本”密切共生的联系，由此才有可能搭建起讨论的平台。

再来观察批评的生态，此前一些批评家喜欢使用的带有二元对立倾向的美学观念如“民间”与“知识分子”、“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写作”、“中心”与“边缘”的分野虽然存在，但观念之间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对话的特征，而不是对抗的态势。诗歌批评的现场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学院批评”与学院外的“民间批评”互视的格局衍变为“学院批评”和“跨媒介批评”共存，而跨媒介批评内部，又可分为自媒体批评和跟帖、留言式的网络“自发批评”。因此，今天的诗歌批评现场是在多重形式的话语格局中，表现出彼此互补的发展态势，进而组成了当下诗歌的批评阵地。

其中，“学院批评”一直倡导着新诗的学理性建设，为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贡献出新锐的思路。如陈超曾提出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之观念，对21世纪以降的诗坛，依然有着较高的匹配度和适用性。由诗性想象力的维度出发，一些论家发展了陈超“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想象力模式，同时又在“空间”等层面上更新着“历史想象力”的观念，为其提供了新意和亮点。再如陈仲义始终耕耘着新诗形式美学，提出诗歌接受的“四动标准”——“感动、撼動、挑动和惊动”；吴思敬的诗歌批评保持了对诗歌本质与存在价值的终极思考；罗振亚对先锋诗歌特别是“个人化写作”的概念进行厘定和跟踪式研究；刘波对当下诗人抒情性和叙事性平衡问题持续关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