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就是高罗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33岁的高罗佩在荷兰驻日使馆，已经做了7年外交官。次年夏天，他逃离日本，被分配到盟军的情报部门，到非洲做特情工作。在日本时，他已研究中国文化多年，读了大量中文典籍，离开时带的一只皮箱里面除了研究汉学的书稿，就是一本《狄公案》。之后，这本书他一直随身带了近十年，1949年，高罗佩回到日本工作，着手将其翻译成英文，自费出版，将狄仁杰介绍给了西方读者。

高罗佩用中文写了一篇序言，说现代人都以为只有“英美法德”才有侦探小说，那么“中国历代循吏名公，岂不含冤于九泉之下？”

这是替中国古代“侦探”鸣不平。

从1950年起到1967年，高罗佩对标欧洲侦探小说，将狄仁杰查案断狱的故事写成系列侦探小说，22年一共写了16册，有从公案小说和刑案笔记中撷取素材联缀而成，也有纯原创共20多个故事。小说在日本、新加坡和欧洲各国出版，其中英文版卖出上百万册，获得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赞誉，说高罗佩写的故事“魅力无穷，新意迭出”。

如今，神探狄仁杰早已是属于全世界的文化符号，形形色色的影视形象和断案故事无一不是“中西合璧”。越开放，越丰富，越接纳，越自信。这不正是文艺作品和文化创新最好的状态吗？不同文化之间，并非只是此消彼长，还要你来我往，不只是冲击与回应，更需要对话与切磋。也许，这是高罗佩其人其书最好的当下启示。

高罗佩笔下的“混血”狄公既不同于公案小说里的县令府尹，也和西方推理小说的侦探风格迥异。其独特之处是什么？

首先是一心专注破案，而不像传统公案小说里的父母官，要将老百姓生活的大小事务一手包揽。其次是注重逻辑和推理，不但不爱给人上刑，还喜欢和犯罪嫌疑人摆事实、讲道理，甚至讲究“呈堂证供”。

再者，狄公懂风情，欣赏美丽的女子，他会亲自到花街柳巷搜寻线索，扮成顾客到妓院调查。这一点更像西方的“私家侦探”，而非铁面无私辨忠奸的大臣。另一方面，他又学识渊博，喜欢吟诗作对，弹琴饮酒，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学者型官员。

高罗佩曾说：“狄公就是我。”此话不假。正如福尔摩斯就是柯南道尔，狄公身上的中西混搭就源自高罗佩本人，从外形到内在，他都将自我投射到了笔下人物之上。在写狄仁杰小说之前，高罗佩已是小有名气的汉学家，他能读中文、写草书、篆刻印章、弹奏古琴，还收藏古代艳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