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2009年是不少人公认的“国产剧的大年”。那年我还在上小学，感受不深，但长大之后回望不免咋舌，我们竟然能在同一年的电视荧幕上看到《潜伏》《蜗居》《大秦帝国》《我的团长我的团》。2010年、2011年神剧之热余温尚存，让我们守候到了《茶馆》《黎明之前》《甄嬛传》。

从1981年标志性的《敌营十八年》开始，国产剧靠好作品来为自己积攒艺术名声。到了新世纪初年，类型剧百花齐放，电视机生机勃勃，观众欲罢不能又红光满面，是文化上被喂养得太好了。

如今我们回望当时的神作，并非耽溺于过去的辉煌，而是希望借此找回国产剧在当下的解法。烂剧烂片各有各的烂法，但好作品由同一副风骨支撑—那个藏在神作里的最大公约数，会是什么呢？

从名著改编到茶余饭后

从看到新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到与彪炳剧史的四大名著改编剧相遇，我们只等了四五年。

无论是“四大名著”还是《济公》《聊斋》，这类改编剧，毋宁说更像是“古典文学抢救计划”。当时日本拍了一版“魔改”《西游记》，1981年底，时任央视副台长洪民生在文艺部例会上提出，我们要自己拍名著。洪民生请《敌营十八年》的导演王扶林拍摄《红楼梦》，又望向女导演杨洁：“假如给你《西游记》，你敢不敢拍？”杨洁说：“只要有钱，有何不敢？！”

各自300万的预算，分别拍了6年和7年，“86版”《西游记》和“87版”《红楼梦》以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度，让一代人对名著的想象在荧屏上落成。本土文学名著从此在电视上活起来，尤其是《红楼梦》，甫一面世，就把看剧经验不足十年的中国观众的文化见识拔高到了世界水准—BBC有简·奥斯汀、狄更斯，我们有曹雪芹，一点都不输。

1988年，王朔有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在中国作家中一时风光无两。但王朔又与当时的作家格格不入，他既不追求崇高也不追求远大，还下海当过“倒爷”。1990年，他参与了《渴望》的创作，有人骂他背叛知识分子，王朔觉得没有比这更无耻的批评。“《渴望》怎么背叛知识分子了？你们什么价值观，你们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吗？”

80年代的崇高与90年代的浮躁，得以在电视剧里相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保有量达到156台，2000年达到293台—此时按照三口之家来换算，几乎每家都有一台电视机。无论一开始我们想让电视剧做成什么样，在媒介力量的强大支配下，它都注定会是通俗的、大众的。

“87版”《红楼梦》甫一面世，就把看剧经验不足十年的中国观众的文化见识拔高到了世界水准—BBC有简·奥斯汀、狄更斯，我们有曹雪芹，一点都不输。

电视剧行业也在这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模式。《渴望》不依赖于電视台制作中心的财政拨款，没有抢救文学遗产的任务，不以被过度拔高的价值观作为文化使命，纯粹是一部满足老百姓娱乐需求的室内家庭伦理剧。

戴锦华有过一个形象的描述，说精品电视剧的生产是“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降落”的过程。国产剧神作频出的年代，仰赖于文化精英一直把握着电视剧的生产链条。而王朔之所以被批评，是因为《渴望》是一部真真正正的大众剧。

娱乐不再是文化的原罪，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已成定局。电视剧接管了长篇小说的角色，参与着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生活与话题。

文学和话剧

精英与大众的对话，并没有拉低电视剧的水准。相反，一个更活泛的市场让电视剧能够更自由地脱离经典文学的底本，探索自觉的创作。

正当年的小说家们争先恐后去试电视剧的水。王朔、梁左、刘恒、刘和平、邹静之、二月河、刘震云铺张着电视剧的文学底色，甚至在学术层面上，电视剧剧本是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其中一个部类存在的。

2000年播出的《大明宫词》堪称国剧的一颗文学明珠。世纪末的两个漂亮青年，郑重和王要，从李少红的手里接过《大明宫词》的故事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