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还是一位“多产”的父亲。他一生结过两次婚，生了5个儿子：老大阿舒；老二阿宣；老三和老四是一对双胞胎，名叫阿雍和阿端；最小的儿子叫阿通。

一个秋天的傍晚，这位诗人在自家的小院子里闲逛。他看到东面的篱笆墙边开出了大朵大朵的菊花，金黄而亮丽的色彩将小院装点得充满生机。在为菊花之美沉醉的瞬间，他又不经意抬头看见了画出一条弯曲墨线的南山，于是感慨——“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此刻，我不知道诗人的儿子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模仿父亲游目骋怀，还是觉得这个老头子吟诗的样子相当有趣？我更不知道诗人的妻子在干什么，她是在厨房里为晚餐而忙碌，还是烫好了酒等着诗人的抒情早点结束？

陶渊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另类的诗人，对做官和富贵具有一种天然的洁癖。这种洁癖，加上他的归隐、他的情趣、他的诗文，使他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的“精神偶像”。但是，当局外人将一堆赞誉送给这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诗人时，我却总想着一个有点残酷的话题：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靠什么生活呢？

在中国古代，文人们要想过体面的生活，除了家底殷实，唯一的选择就是出来做官，用或厚或薄的薪水滋养自己的闲情雅致，并为儿孙提供较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也未能免俗。“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从这句诗看，他在青年时代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从29岁到41岁，他确实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之类的小官。但在众多追求加官进爵的士人当中，陶渊明又明显是特立独行的。他不会委曲求全，更不愿虚与委蛇，而且对一般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乡间生活甘之如饴。随着一句“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有力反问，妻儿们对他的期待也就化为泡影了。

种种迹象表明，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不是种田的好把式。他在南山下种了一点豆子，结果种得“草盛豆苗稀”，可见满腹的才学无助于农作物的增收。从古至今，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农业劳动更出力不讨好，“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确实和文人追慕的闲适情调格格不入。但陶渊明偏偏要在这种生活中寻找产生诗性精神的可能性，于是问题来了：对于田园，农夫一心一意地种豆，他三心二意地去“种诗”；农夫关心的是谷物收成，他关心的是田园风光；农夫流淌的是汗水，他流淌的是诗情。最后，农夫的粮仓满了，陶渊明的诗匣也满了，但美妙的诗篇怎么也变不成盘中的食物。于是，诗人和他儿子们的日常生活就变得很拮据：“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肚皮永恒的抗议声中，所谓“君子固穷”的志节，也似乎要因此而变得不堪一击。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诗人被饿到了要出门讨饭的地步，此刻，他的儿子们又在做什么呢？在等着讨饭的诗人爸爸带点食物回家吗？

如果诗人的儿子们相信爸爸会带回食物，那他们就错了。陶渊明虽然自感讨饭有辱斯文，但基于中国崇诗敬文的美好传统，他常常能遇到仁慈的施主。于是“谈话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他在施主家喝上了，而且不醉不归。这个一走三晃的醉中仙客，还会记得给他的儿子们带食物吗？

陶渊明好酒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喝酒时不太讲究菜肴，从菜园子里摘几根黄瓜、拔几棵大葱就可以佐酒了。但喝着喝着，他有了酒精依赖症，一天不喝就“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