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诗心文化魂
作者 浮新才
发表于 2024年4月

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

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流眄伴黄昏。

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

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

一九三五年春,陈寅恪到清华大学附近的吴家花园观赏海棠,写下了这首诗。在诗的颈联下,他手书自注:“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历来论者都认为,这首诗不是简单的游春赏花一时乘兴而作,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含有某种深意。但其深意是什么,又有多种说法。

《陈寅恪诗集》注明,这首诗“录自作者书赠吴宓(雨僧)手稿”。而吴宓则在手稿后附注:“寅恪此二诗,用海棠典故(如苏东坡诗)而实感伤国事世局(其一即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书里之内容——‘二万五千里长征’)。初未咏题此园,或应酬吴氏也。”

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以下简称《笺释》)一书中,对这首诗提出了两个释读方向:一是沿用吴宓附注指向,系谈论红军长征和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古典文学伤春传统的延伸,亦带有指喻中国及其传统文化春事阑珊之意”。《笺释》认为“吴宓谓此诗写红军长征”的说法不确,但仍将诗“理解为涉及共产党的动态”,并冠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先谈一个总的看法。我认为,《笺释》否定吴宓所提系指“红军长征”一说是对的,但《笺释》仍以“喻共产党事”解释本诗,则远离了诗的真旨。其第二种解释方向——“指喻中国及其传统文化春事阑珊”,恰是本诗真意所关。可惜的是,《笺释》虽然列举了作者有关联的十二首诗,同时谈到俞樾“花落春犹在”和陈宝琛、王国维、吴宓等诸家在同一主题下的诗作,但仅停留在列举和存此一说的层面,对详解全诗的句义关联和丰富蕴义仍有未发之覆,距离句义帖然无间、犁然有当于人心的解诗之境,仍然未达一间。

既然这是首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我们就有必要先探寻一下陈寅恪的文化思想。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谈到,陈寅恪在审查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时,也谈及自身的学术工作、思想取向,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他解释这句话时,引用一则典故:

据传说,俞樾应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大为曾国藩所赏识,得以中式,俞樾因名其所居曰“春在堂”。……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当亦别有所感:“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

冯友兰称,曾国藩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和工艺为中国传统文化服务,但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实即儒家文化)为主体。这就是所谓咸丰、同治之世思想。按照曾国藩对“花落春犹在”的理解,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代表了整个春天,而其中具体的某些学说、观点,则像是一朵一朵的花。本土文化的花朵可以凋落,外来的花朵也可以引入中国,只要中国儒家文化(春天)没有被消灭和替换,中国文化就还有希望。俞樾、曾国藩乃至张之洞的观点,代表了中国近代士人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早期看法。此后,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既有全盘西化的主张,也有保守复古的现象,在这两端之间,更呈现着丰富的思想光谱。

在冯友兰上述所说的审查报告中,陈寅恪抛开书稿本身,详尽讨论了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移植引进,及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抵相容、适应形变的过程,并预言了中国主体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外来文化,陈寅恪认为,其要想在中国延续,必须在性质与环境方面进行变易。他说,佛教思想“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难保持”。即便像玄奘曾想忠实不变地引进的佛教唯识论观点,也只能震动一时人心,最终归于消沉歇绝。“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对中国本土文化,陈寅恪则认为,要想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得以保存和重新确立为中国主体文化,则必须充分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同时坚持本民族的立场。道教对外来的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这便是“道教之新精神”。而儒家也循着一样的途径,创造出了新儒家学说(理学),作为主文化思想在中国盛行上千年,这是“新儒家之旧途径”。

据此,陈寅恪展望了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已经衰颓不堪的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方向,得出结论: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自然是两面俱到的话,但陈寅恪真正要表达的却是后者,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反对全盘西化。有人因此称他是“中学为体西學为用”论者,但更了解他的人(如吴宓)则称他为“中国文化本土论”者。虽然前者符合他的夫子自道,但无疑后者才是他思想的真正本色。

按照陈寅恪先生上述文化思考,这首诗的内蕴意涵就立刻浮上诗句表面。

本文刊登于《读书》202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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