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以抒情诗而著称的国度里，“情”在传统诗学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但处于近现代之交的王国维却另有思考。他在《人间词话》中，一方面阐明了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理念，构筑出一个以“物”制“情”的现代新型抒情传统。他的这一构建为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的现代性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

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这句话似乎道破了诗歌的真谛，反正此后的诗论家们几乎都是言“诗”必言“情”，并由此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褒抒情、贬理性的诗学传统。这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典型形态，是一种抒情的形态，即人们普遍认为，唯有抒情，才是诗歌这一文体的根本特征。

如果以此背景展开对《人间词话》的阅读，会发现其中的一些悖论。《人间词话》一直被奉为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收官与总结之作。“收官与总结”的定位，意味着《人间词话》的运行轨迹与审美范式应该是尚“情”斥“理”才对。然而如果不是人云亦云则会发现，王国维的谈“情”理路与其前辈理论家是两样的：他在其理论中也不停地谈“情”，但谈的目的并不是张扬“情”，相反是彰显与“情”相反的那个“物”，也就是“理”在诗歌中的重要性。由此来看，《人间词话》非但没赓续“诗缘情”的观念，反而以尚“理”抑“情”之方式，完成了对“诗缘情”观念的一次改造。

当然，王国维的改造并非是一种另起炉灶似的改造，而是建立在对传统继承基础上的改造，正如他在《人间词话》的开篇所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对于他所标举的“境界”标准，我们并不陌生。在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中，“境界”历来是一个重中之重的概念，陈良运在其《中国诗学体系论》一书中，就曾把“境界”概括成是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神经中枢”。这说明在大的理论架构方面，王国维顺应的还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美学传统。但是这种“顺应”并非是“接着说”式的顺应，而是为接下来的进一步改造，所埋下的一个伏笔。

何谓“境界”？以“敞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诗学，从未给“境界”一个具体而固定的答案。事实上，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经常与宇宙精神联系到一起的“境界”既是感性又是理性的，即它是一种微妙、幽深而又不乏哲思的由精神到心理的感悟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所以无法简单划一地归纳成某种定律。或许王国维意识到“境界”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特性，严重影响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倘若连具有“神经中枢”之称的“境界”一词都诠释不清，又怎能诠释清楚与“境界”相关的其他概念、范畴，乃至于整个中国古典诗学？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王国维所完成的第一个创举是，他不再笼统而含混地谈论“境界”，而是把其引入到“诗缘情”的框架中，即以此方式给“境界”一个特定的谈论范畴。从“诗缘情”的视角诠释“境界”，这是以往的诗学家所从未尝试过的。王国维运用了何种技巧，把两个原本并无直接关联的概念关联到了一起？

王国维主要是从“物”与“我”的关系要素入手的。对于这对关系中的“物”，我们并不陌生。钟嵘早在《诗品》中就曾提到“物”，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几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寓意并不简单，它向人们揭示出一首诗歌，其实也就是“诗缘情”观念的幻化过程。通俗地说，一首诗歌到底如何写，才能够达到“缘情”目的？钟嵘给出的答案是：“氣”首先触动了外在的某个“物”，“物”又进而引发出人之内在的某种“情”（性情）。这个由“物”到“情”的契合和互化过程，就是一首诗歌抒发情感的过程。在钟嵘这个有关诗歌诞生及其发展的框架中，“物”，起到了一种激发、承载和衍化“情”的媒介作用—假如没有了“物”，便不会有“情”的存在。“物”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王国维所言说的“物”，与钟嵘语境中的“物”显然具有一致性，即他在《人间词话》中承接了钟嵘用“物”之意象，来指称触发情感的那个外在景观或物体的传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间词话》中的“物”，与以钟嵘为代表的传统诗学中的那个“物”，可以完全地等同起来。在《人间词话》中，与“物”相对应的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情”或“性情”，而是古典诗学中甚少出现的“我”。

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我”，取代了传统诗话中一直所使用的“情”，即把原本诗学中的“物”与“情”的关系，置换成“物”与“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