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于美国，但拉丁美洲却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区域。即便迫于“二战”的形势，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二年启动了“地区和语言”等多个海外区域国别研究的项目，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也远逊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其他区域。随着美苏争霸的局势形成，尤其是古巴大革命后，为了确保周边国家秩序稳定，美国政府才逐渐强化对拉美国家的研究。此外，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推动这些“贫穷”“落后”的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以此抵御外来思想的冲击。紧邻美国的墨西哥首当其冲。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专家学者与墨西哥政府合作，在恰帕斯、尤卡坦等土著、农村区域开启了一系列发展项目，致力于将这些落后的、野蛮的、容易受到极权思想影响的土著人、农民转变为“文明社会的现代人”。

随着欧洲的衰退，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无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抑或是社会大众，都对美国为样板的，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融合的现代化道路抱有极大的信心。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改革引发了精英阶层的不满，少数族裔、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美国面临社会分化、共识缺失的困境。越南战争、古巴革命、解放神学运动的兴起亦不断冲击着美国社会。在这场思想的激荡中，马克思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少数权力运动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将社会改良的主张与反主流运动融合，在对当权派的批评、反对中，形成了美国社会的新左派。

社会思潮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年轻的小约翰·沃马克（JohnWomack Jr.）。五十年代，这位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诺曼的年轻人正在哈佛大学求学。彼时的他对自由主义趋之若鹜，一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杰克逊式的民粹主義。在完成关于俄克拉何马州佃农的学位论文后，一九五九年，他前往牛津求学。受老师的影响，他开始重读黑格尔，重读马克思。越南战争的爆发，大量无辜人员的死伤深刻地教育着这位年轻人，促使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激起他对生活、经济、权力、国家的思考。他开始重新审视自由主义，重新审视美国，并开始关注国家之外穷人和大众的命运。在这一转换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他理解世界的工具。

一九六一年，在结束英国的学习后，他原本计划成为一名记者，却发现自己刨根问底的性格并不适合。困顿之际，一则哈佛大学博士生奖学金的消息吸引了他。对于年轻的沃马克来说，近在咫尺的拉丁美洲是一块充满着激情、光荣与梦想的热土。古巴革命的胜利，显示出这个拉美岛国的坚韧与顽强，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更为其增添了几分乌托邦的迷幻。在古巴之外，对拉美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墨西哥大革命余温尚存，反叛的、底层的、农民的萨帕塔已经成为墨西哥民族主义神话的重要构成。来自中南部农村的神秘经历、从生到死的种种传说更为这一神话增添了几分神秘。师长却告诉他，墨西哥的工作已经完成，建议他做一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沃马克接受了研究哥伦比亚的提议，他先是坐火车来到了墨西哥，后转乘汽车去了哥斯达黎加，再转乘飞机来到了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最初，他计划前往波哥大南部的卡利，突如其来的武装暴力切断了通往南部的公路。他转头北上，想要研究一九二八年圣马尔塔发生的香蕉罢工。人们却告诉他，这里从未发生过罢工，农场主和员工的关系一直很好。接连的困顿激起了他的思考，他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墨西哥，尤其是萨帕塔农民起义军。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做过佃农研究，更因为他们“一次次地经历失败，却又一次次地重新崛起”。于是，这个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对劳苦大众满怀激情的年轻人来到了墨西哥。他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手稿和传记资料，在官方的、宏大的叙事之外，从底层的、微观的视角，呈现了二十世纪初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神话。

二

萨帕塔神话的起点是十五世纪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殖民征服。聚集在城市的西班牙人将土著人束缚在农村社会，在种族区隔基础上，建立了城乡分离的体制。虽然大庄园制度、采矿业和其他采掘经济的发展，使得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市与土著人居住的乡村联系日益增多，但二者大体上维系着相对独立的关系。墨西哥独立后，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克里奥尔精英深化了波旁王朝末期的改革。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统治精英颁布了一系列没收、私有化土著村社土地的法律制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迪亚斯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加快了村社土地的私有化进程。一八八三年颁布的《殖民法》 （Leyde Deslinde y Colonización de Terrenos Baldíos ）扩大了那些划定和收购土著村社的外国公司的权力，允许这些公司可以转卖无法确定所有权的村社土地。村社若要捍卫土地资源，只能将土地分配给个人，或是对集体土地确权。前者矛盾重重，后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由此导致大多数村民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彻底失去了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