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卢周来三十多年了。他的书中收入了一篇《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其中讲到张广天的戏《红星美女》，文章是二00一年发表的。想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周来在他宿舍门口的小饭馆请张广天和我吃饭，犹记得广天抽着烟，抱着吉他低声吟唱：“黄河之水清澈见底，泰山磐石巍然屹立，青铜的光华渐渐消褪，圣人孔子悄然来临。江山万里换了几家，暮鼓晨钟埋进鲜花，佳人如玉洁白无瑕，圣人孔子悄然来啦。”这情景，就好像是昨天一样。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彼时周来每月的津贴只够吃几顿卤煮火烧，广天则和我一样穷，穷得好像只有一件衣服似的。但那时人很精神，穷得只有精神，后来广天富了起来，成了他自己曾经反对的有产者。人胖得团团圆圆， 模样摇身一变， 形象大变，如同当年的钱玄同。钱玄同的名言是人过四十该枪毙， 而如今，我们都五十开外了，说起当年抱着吉他卖唱的事情，就得恭维广天是李延年了。

必须承认，我们都生活在好时代。好时代的人，思想想偏激也偏激不到哪里去，行为想极端也不太有历史条件，周来就是好时代造就的这样的写作者。他思想深刻而不偏激，立场既不左也不右，他把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旧作结集为两本书，一曰《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标题，好像就是为他自己乃至时代画像。

周来是安庆人，算是北大文科老学长陈独秀的乡亲。安徽这地方不南不北，介乎中庸，安徽人大都性格温和，绝不偏激。人们说陈独秀偏激，其实是为表面所蒙蔽，老陈只是在五四时期偏激了几年，如果看他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就知道他总是批评自己当年的学生们太偏激，总是后悔当年的北大太偏激，而他早年的那点偏激，都被他晚年加倍找补回来了。所以，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否则就难得全面。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丈楼。”李鸿章的词写出了安徽人的霸气，李鸿章搞了淮军，办了洋务，如今天津话，受皖方言影响，就是因为北洋驻扎在天津。不过，李鸿章这一辈子，也可以说什么都没办成，到了竟还顶着个卖国的帽子。我以为，这其中，除了时代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之外，当然也有他性格的原因，李鸿章的性格，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看事太细， 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而安徽的性格，我以为其实就是这样的性格，当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样的性格， 恰因为细致、深刻，也恰因为“致广大而尽精微”，所以就“即多疑虑”，因此，也就自然选择“极高明而道中庸”。

宰相合肥天下瘦，人人说李中堂在波诡云谲里左右逢源，但不知李文忠那心里，却是人比黄花还要瘦。在如此大变局里，他不中庸还能怎么办？周来的性格，其实也是这种安徽性格。

大时代造就大时代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包容， 有容乃大。历史证明，处在这样的时代，不想孔雀东南飞，更不忍自挂东南枝，你不包容也不行。大而言之，因为这个时代是改革的时代，改革的性格就是承认多元化，尊重差异性，时代造就命运，这种性格为改革的时代所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