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初的梅里雪山山难事件震惊了世界，十七名中日联合登山队成员不幸遇难，这被列为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然而，这场灾难并未吓退登山者们。一九九六年，中日重组联合登山队，再次向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发起冲击。但是此次登山行动遭到了当地村民们的公开反对和阻拦。当时日方登山队员小林尚礼作为先遣队的一员，提前到达德钦，感受到了当地不甚友好的氛围，并被反复叮嘱“务必注意照顾当地人民的感情”。事实上，反对登山的声音在当地一直存在，只是在一九九六年这一次表现得尤为激烈。登山队员们也渐渐了解到，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渴望征服的“梅里雪山”，就是藏族人心目中的神山——卡瓦格博。

愤怒情绪的背后潜藏着恐惧。在当地人看来，登山活动激怒了卡瓦格博，一九九一年山难之后雨崩村、明永村等地所遭受的自然灾害就是山神降下的警示或惩罚。但是他们终究无法阻止合法的登山行动，只能寄希望于举行集体佛事活动，试图安抚山神的怒火。佛教的确曾经构成调和民众与山神之间关系的一支稳定性力量。在卡瓦格博地区，始终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卡瓦格博原是一个九头十八臂的煞神，当时这里深受灾害与瘟疫之苦，但途经此地的莲花生大师砍下了其八个头和十六条手臂，将其降伏教化，从此人们“终于从对火的恐惧、水的灾殃、毒的危害、敌对势力的侵害等苦难中解救出来了”（斯那都居、扎西邓珠编著：《圣地卡瓦格博秘籍》，云南民族出版社二00七年版，35 页）。在这一象征着“佛教化”的神話事件中，山神的性情由失控转为可控，当地的生活由灾难转为安定。

然而，登山活动仿佛打破了当地人的安定生活，因为这激怒了山神，使其重新变得失控，由此带来了结构性的逆转。于是，人们再次寻求佛教的稳定性力量，以期重新调和他们与山神之间的关系。故事的结局值得玩味：当地人的祈告好像得到了回应，就在登山队抵达海拔六千二百五十米，距离峰顶仅四百九十米处时，接到了恶劣天气的预报，不得不终止登山计划，登山行动又一次失败了。但山神的愤怒好像并没有停止，灾祸又一次降临，据小林尚礼回忆：“登山队作为基地营使用了一个多月的牧屋，在我们下山后被大雪崩摧毁了。牧屋的周围长着很多大树，从这些被折断的大树年轮来看，它们的树龄多在百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至少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大的雪崩。继十七位队友的山难之后，再度挑战神山的我们也与全队遇难的厄运擦肩而过，只差毫厘。”（［日］小林尚礼：《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0二一年版，46 页）

讲述这段故事并不是为了说明“神秘力量”的存在。无论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山神的怒火”，都不得不承认，围绕着这座卡瓦格博峰，一场真实的伦理交锋在此发生：是应当征服自然、挑战自我，还是应当敬畏神山、保卫生活？前者于我们而言，是相对熟悉、易于理解的价值；而后者则构成了人类学者更加关切的主题，标示着一条通往他者世界的道路。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这座神山的褶皱处，探索其中究竟折叠着怎样的生命经验，才使其包蕴着藏族人如此丰厚的情感。

一、自然生命的褶皱：一种“生态观”

登山事件发生以后，“梅里雪山”的名号愈发走进公众视野。一些环保组织开始来到德钦进行生态考察，人们这才慢慢了解到藏族的神山伦理，并从中识别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尤其受到关注的是被当地藏族人称作“日卦”（r ibkag，意为封山）的传统习俗，即由活佛高僧将山神、保护神所居住的地界标记出来，定为封山线，并规定封山线以内不得进行伐木、开垦、打猎等活动，若不遵守就会遭到报应。“日卦”习俗开始被视作体现藏族环境保护意识的传统智慧，其生态价值得到强调。

与此同时，民族文化研究者们也来到这里开展实地调查。他们发现，以“日卦”习俗为代表的神山文化，实际上凝聚着藏族人与其周遭环境之间长久以来形成的独特联结。因此，有必要保护这座神山，这不仅关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在环保人士和文化学者的共同推动下，二00一年德钦县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禁止任何登山队伍再攀登梅里雪山。

不过，事件发生的动力并非仅仅来自外部。在文化关切与生态关切的纽结处，一系列当地行动得以展开。一九九九年，几名德钦藏族青年基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忧虑，创办了以保护和传承藏族文化为目标的民间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其后，在与国内外环保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中，他们慢慢找到了文化传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结合点。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合作，是在二00四至二00五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共同完成的神山调查项目，考察了卡瓦格博区域内几乎所有神山（九十余座），详实地记录下了当地的神山文化及其变迁。

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人开始运用生态保护观念和社会调查方法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由此获得了对于自身及其文化身份的别样体验。他们恍然意识到，藏族人划定“日卦”的区域，恰恰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