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极了，但不想睡。

很多很多年没坐过红眼夜车了，虽四人一间的卧铺，还是怕盛夏季节和衣而睡，醒来油汗难挨。本来有白天的高铁，只需四小时车程，但票卖光了，不得已上了这趟深夜一点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站出发、十一点多才到圣彼得堡的夜车。

戴着大盖帽、穿得像警察似的娃娃脸列车员，给旅客发简易被褥，包厢极狭仄，想铺床臂肘却无回旋余地，只得窸窸窣窣一点点整理。反正不想睡，磨蹭一下倒可消磨时间。俄罗斯广袤的大草原，白夜极漫长，终于撑不住了，困意猛烈袭来，眼皮千斤重，昏厥般沉入破碎的梦中。

似惊醒了，窗外仍是黎明般的晦暗，淫雨霏霏，风把水滴吹成烟，风过后又是滴滴答答稀稀朗朗。在这个纬度上，天永远黑不下来，仿佛有无尽的黎明，时间黏着地拖延下去，白夜挥之不去。火车走走停停，想象安娜·卡列尼娜乘夜车从彼得堡赴莫斯科的宫廷舞会，但又觉得更像日瓦戈医生乘绿皮火车回莫斯科，叮叮当当、不知所往、漫漫无际。掏出无线耳机，手机上播《日瓦戈医生》的电影主题乐，很应景。我一直觉得大卫·里恩电影版的《日瓦戈医生》比原作好看，这位英国导演似更懂俄罗斯史诗般的深沉，以镜头和光影演绎天荒地老、刻骨铭心之爱，茫茫雪原上横绝宇宙的离别。而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多了些智识阶层斯文的伤感和一丝旧俄时代乡愁的扭捏，缺少饱蓄洪涛大浪的气象。

既已睡不着，不如到外面看风景。包厢外的过道很安静，旅客还在睡梦中。隔壁包厢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俄国先生，估计也睡不着出来透气。彼此打了招呼，他的英语极流利，还略带美国口音。在俄罗斯碰上讲英语的人不容易，与当地人的交流也有限。略略寒暄，我便明白他为什么“国际范儿”。他是莫斯科人，在纽约工作过十几年，在联合国总部为俄国政府打工。我想弄明白俄国人对俄乌战争的看法，迫不及待把话头引向战争。他的观点很官方，什么泽连斯基一个犹太人却欣赏屠杀犹太人的纳粹主义，在乌克兰搞新纳粹，什么西方利用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之类，都属耳熟能详的主流叙事。体制内人讲官话无可厚非。我注意到有趣的话锋，他一直不肯直呼普京名字，用敬称“我们的总统”。我问他战争还会打多久，“还得两三年吧，真希望战争马上结束，大家回到正常生活”。

在我们闲聊这一刻，二0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清晨，瓦格纳叛军杀入顿河上的罗斯托夫，我们却浑然不知。如打开社交媒体，会知道普里戈金宣布叛乱，挥师挺进莫斯科。在通向莫斯科的道路上叛军与国防军的武装直升机交火，击落飞机数架，造成国防军死伤。自俄乌战争以来，普京的权威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网上刮起龙卷风，谣言满天飞，有人信心十足地预测，战争借此危机而提前结束。

六月十九日晚，我先到了莫斯科。虽然比彼得堡纬度低些，莫斯科的夜幕也迟迟不肯落下，九点半还有夕阳余晖的浸染。一辆小汽车被警察拦在特维尔大街，记得不久前它还叫高尔基大街，通往红场的主干道，似北京长安街，网红打卡景点。警察指点着汽车尾灯，司机下车辩解。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无非刹车灯或转向灯故障之类。聊着聊着，两人似乎成了不期相遇的旧识，抄着手，不着边际地聊开去，忘了起初为何碰面。周围三五成群的少男靓女，驱电动滑板呼啸掠过，笑声、口哨声、招呼声不绝于耳。从北京飞莫斯科八个半小时的航程，在飞机上我曾掠过一丝奔赴战场的悲壮，到了之后反差也太大了。其实就在几百公里之外，正在进行着“一战”式的堑壕鏖战，坦克对决，大口径火炮山崩地裂，近战肉搏、刺刀见红，自杀式无人机袭击，运兵车上血肉模糊。而这里岁月静好、风轻云淡，咖啡厅、酒吧间、商业街、博物馆、艺术画廊仍门庭若市，气氛不很真实。但也并非无一丝战争迹象，在街上能零星看到高处电子大屏幕上的征兵广告，剧院门口树立巨大的战争题材戏剧的海报，国际信用卡这里失联，只能换卢布现金消费。

还遇到一位三十多岁的俄国女子，磕磕巴巴用英语讲自己的感受。她在一家港口物流公司上班，公司主营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海运业务。战争爆发后，货物一天天减少，到几近于无，替代的是中俄之间的陆运业务。每天看新闻里的战况，心情一天天抑郁起来，不知公司未来如何，更难预料国家的命运。夏季到来，她不想让战争改变习惯的生活节奏，依然去彼得堡度假，享受仲夏的白夜。莫斯科人尽量维系从前的体面，生活在继续，但永远也回不到從前了。

绿皮火车喘着粗气缓缓驶入圣彼得堡的“莫斯科站”。俄罗斯人起名的逻辑很奇葩，按主干火车线路的终点站命名起始站。普里戈金在社交媒体上叫嚣清君侧，要打进克里姆林宫逮捕国防部的腐败官员。火车站里旅客大包小裹，挤挤挨挨，蜂拥到出站口。我叫了出租车直驱涅瓦大街，街上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拥挤不动。新闻很疯狂，现实也很魔幻。

下午到冬宫艾尔米塔什（Hermitage）博物馆，也是彼得堡的打卡地，以前还写过一篇冬宫游记。如果对比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或大都会博物馆，我更喜欢冬宫，倒不仅因馆藏浩瀚、艺术品珍贵，其名作的收藏量未必赶得上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