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YiMagazine

G：Craig Garthwaite

从丙型肝炎、糖尿病、胆固醇，到高血压、罕见遗传病、癌症等疾病，在近几十年里，我们这一代人从生物医学创新中获得的收益已经超过前几代人的总和。

“为什么我们能享受到如此快速的进步？”3月，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会议上发言时，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医疗管理项目主任、策略管理教授克雷格·加思韦特（CraigGarthwaite）问道。

多年以来，加思韦特将研究兴趣放在制药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个领域有能力让私人市场为社会创造出巨大收益。而要获得这些有意义的收益，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支持创新，“我们要找到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中的平衡点。而这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有趣之处。”

“药物不会自己从科学工作台走到病人床边。它们首先是由企业家带来的，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经常与小公司打交道，我知道一些生物技术公司的创业者每天早上醒来都担心，公司可能随时消失。”加思韦特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这就是我们获得新产品的方式，人们承担风险，然后卖给产业链上的客户，再卖给病人。因此，我们需要创业者，真正的价值正是来自于那些处于早期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

这次来中国访问，加思韦特走访了许多上海和无锡的制药公司，研究如何培养下一代医疗管理领域的领导者。他认为，中国制药基于本土视角的创新已经让这一市场成为创新的源泉之一，他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是把凯洛格的一个医疗管理MBA项目带到中国来，探索如何与中国人才和企业结合，达到更大的效能。

Yi：疫情之后最火热的药物就是GLP-1（如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过去，医药公司其实不愿意在减肥药物开发上投入太多，因为很显然，医保不愿意付钱。你怎么看待GLP-1的成功？从中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G：首先要说的是，GLP-1是科学创新的证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对减肥有效的药物，GLP-1受到欢迎并不奇怪。很多政府和私人保险公司都在考虑怎样合理使用这些产品。纵观美国市场，这类药物在商業上已经实现成功，但最令人兴奋的部分，莫过于后续对这些产品更好版本的尝试。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注射产品，可以瘦肌肉或瘦背，或者是同时瘦肌肉和脂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