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帝国大学令”。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创办了九所帝国大学，其中七所位于日本“内地”，另有两所位于当时的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岛。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战败后不久，七所位于日本境内的帝国大学均被改称为“国立大学”。

如今，“旧帝大”依旧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声誉，并且自成一个小团体。举例而言，日本有一个类似同学会的组织—“学士会”，学士会成员约5万人，几乎皆为“旧帝大”的毕业生、学生和教师。此外，1962年以来，七所“旧帝大”轮番担任东道主举办一年一度的“国立七大学综合体育大会”；2004年，该运动会改称为“全国七大学综合体育大会”。

最后的帝国大学

如果说“旧帝大”是一个朋友圈，那么最晚加入这个朋友圈的就是名古屋大学（简称名大）。1931年5月1日，第八所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正式创立，它就是如今大阪大学的前身。大阪帝国大学创立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与之相比，名古屋帝国大学创立于1939年，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作为“最后的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的创立本身就包含着浓重的战争色彩。彼时，全日本正处于“国家总力战体制”之下，一切都要为战争服务。也正因此，1939年的名古屋帝国大学只有医学部，其前身是名古屋医科大学；1940年，该校新设理工学部，两年后将理学部和工学部分离；1943年，新设航空医学研究所，将医学与飞机制造相结合。这就是日本战败前名古屋帝国大学内的全部教学科研机构，由此可以管窥日本振兴科技、培养科研人员为战争服务的强烈意志。

根据福冈大学胜山吉章教授的分析，当时的爱知县正从轻工业转型为以军需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且当地飞机产业相当发达，大量生产军用飞机。再者，名古屋医科大学相关人士从学术立场出发，热切期望当地成立综合性大学。种种因素叠加，推动日本政府在战争年代选定爱知县名古屋市为办学场地。

在名古屋大学大幸校区，有两棵梅树名为“汪兆铭之梅”。汪兆铭就是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943年，汪精卫旧伤复发，此后症状不断恶化。翌年3月，病入膏肓的汪精卫从南京出发，抵达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接受治疗，时任院长胜沼精藏以及后来的院长斋藤真都曾参与救治。1944年11月，汪精卫药石难医，因“多发性骨髓肿”死于名古屋。在其死后，汪精卫的家属向医院捐赠了三棵梅树以表谢意，其中一棵已经枯死，另外两棵存活至今。两棵梅树也从侧面证实了名古屋帝国大学曾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提供各种支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