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摄影家刘峰的许多故事，都静静躺在浙江杭州湘湖边的高帆摄影艺术馆内。上世纪50年代初，高帆与刘峰都是《解放军画报》的初创成员，高帆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刘峰则是记者组和编辑组组长。70年过去，二人又以一场展览的形式“重逢”——2023年12月25日，《流影存风——刘峰百年摄影文献展》在高帆摄影艺术馆开幕。

实现这场重逢的人，是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所长高初，他亦是高帆先生之孙。从2008年开始，高初便投身于中国近现代摄影档案的抢救性收集和整理中，其研究范围既有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摄影家个案，也有關于这一时期中国摄影的历史全景。长年累月的收集、修复、采访，最终汇聚成“百人百年”系列展览，那些老照片、老画面，得以用全新的面容，向今人讲述革命年代的故事。

在艺术馆二层的办公室里，《环球人物》记者小心翻开刘峰于1943年—1944年记录的葛存村专题剪贴本。这是刘峰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型专题报道，展现了晋察冀边区一个“新型村庄”的诞生过程。“当时没有人用这么大的篇幅反映过一个典型。”高初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刘峰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拍一个村庄拍得最多的人。”

那些对准村民的镜头，那些生动直接的画面，以及每张照片下朴实无华的文字，都折射出刘峰作为革命摄影家的底色。高初用三个字形容这种底色：“人民性。”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刘峰并不是最出名、艺术成就最高的那批革命摄影家，但他是最能代表“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摄影家之一。

他16岁参加八路军，革命生涯与创作生涯同生同长；他从零基础到拍摄大型专题，在战火中自学、磨练；他从抗日战争拍到解放战争，再拍到新中国建设，留下了葛存村、狼牙山的百姓抗战故事，留下了解放军的战斗身影，也留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历史瞬间……

他用镜头和胶卷，记录下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记录下激情燃烧的红色年代。

“摄影工作成了鼓舞士气的工具”

对刘峰而言，1939年是改变人生的年份。那一年，他成为一名军人；也是那一年，他第一次接触到照相机。那是八路军摄影工作的初创阶段，设备落后，技术欠缺，刘峰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是一个新的工作，在广大群众和战士中是没有威信的，战士认为摄影工作只不过是为开大会而设的。”

在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下文简称一分区），刘峰与另外4位同志一起学习摄影，教员是罗光达，“但他只是把照相机上的各种名称说了一两次就被调走了”。5个初小毕业的年轻人只能守着唯一一台相机，每天争论不休地研究，轮流用相机胡乱地拍。1940年，军区又派来了杨国治——他曾与早已成名的摄影家沙飞在军中工作过。“他怎样拍我就跟他怎样拍，他使用多大光圈、速度，我也照他的用法，完全是鹦鹉模仿的方法，道理一点也讲不出来。”刘峰曾这样回忆。不久后，吴印咸的《摄影常识》出版，刘峰他们总算拥有了相对完整的“教材”，吃饭、睡觉都在揣摩、学习。

当时一分区的司令员是杨成武，他高度重视摄影工作，不仅最早成立摄影组用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更在物质上给予摄影干事最大支持：打了胜仗，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相机交予摄影组，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结束后，设备增加至3台；缺少耗材，便由侦察员冒着生命危险，把买到的胶卷装在盛酱菜的小篓里运回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