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 “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意思是说，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等史前文明，散落于中华大地，多元并存；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又提出“重瓣花朵”一说，即以中原文化为花心，其他不同文化类型为花瓣的格局。

如今，一部名叫《何以中国》的纪录片，把这满天星斗与重瓣花朵拍了出来。从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到夏商周王朝，直至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讲影响广泛的庙底沟彩陶、巧夺天工的良渚玉器以及国之重器青铜器等，《何以中国》把中华文明的发源与发展用影像和故事串联起来，宏大历史与细枝末节均生动再现。节目播出后，全网累计播放量超60亿次，豆瓣评分9.1分，尤其在年轻人中间掀起了讨论热潮。

“这是我从业以来拍过的难度最大的一部片子。”《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向《环球人物》记者坦言。早在 2004年，他便凭借处女作《房东蒋先生》，技惊四座。此后，拍练体操的孩子、做中草药的匠人、摇滚青年、矿工、农民，他谨记入行时前辈的教诲，“尊敬时代中的普通人，他们才是永远的主角”。如今，20年过去，以人物讲故事，仍然是他创作的支点。

回答百年之问

2021年，正逢疫情期间，干超与远在英国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电话聊天，说到中国考古学的百年之问，电话那头脱口而出，“何以中国”。从1921年仰韶村遗址发掘算起，中国考古学已有103年历史。103年间，“何以中国”始终是一代代考古学者回避不了的核心议题。“中国考古学要回答的问题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学界有一种责任，就是要讲清楚中国的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有没有依据，三皇五帝的传说是不是可靠，等等这些问题。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到今天，是时候做出回答了。”干超告诉记者。他随即向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宋炯明汇报，没想到后者是位资深考古迷，立即拍板要做一部从考古学角度讲述中华文明史的纪录片。集结人马、踩点调研、专家访谈，随后，项目进入撰写文稿阶段。

“这是我们一开始碰到的难关。秦岭老师先写了版大纲，非常专业，我们都看不懂，更别提观众了。后来又找到学院的历史学家、从事大众传播的文化记者，跟我们‘考古写史’的目标都有距离。最后联系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周繁文，两位不仅专业过硬，而且文笔优美，想象力丰富。”干超回忆。随后，40万字的初稿几经推翻、删改，一年之后，精简打磨到8万字，形成“秦汉”“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下”共8集内容。看标题，只觉通俗易懂中透着些古意和文气。

文本就绪，上海解封，干超立即带领纪实摄制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历时700多个日夜，跋涉超4万公里，到访拍摄考古遗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馆等230余处。“足迹几乎覆盖全中国，天天被疫情追着跑，但是一天拍摄都没有耽误过”。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许多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都脱离展柜，进行了组合性拍摄，“这在以前从未有过，未来也不大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