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前主任艾世超（Charles Aylmer）所编撰的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第二任中文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翟理斯著述年谱》（“The Memoirs of H.A.Giles”，East Asian History，1997年第13、14期合刊），时间上结束于一九二四年。这一年，翟理斯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外籍通讯院士，距离翟理斯继威妥玛之后出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十七年。八年之后，翟理斯从这一教职荣休。某种意义上，剑桥大学中文学术研究的第一个时期，亦即所谓“威妥玛—翟理斯时代”，至此落幕。

一般印象中，作为汉学家的翟理斯，主要是以对古代中国的语言、文献、文学、思想及文化的研究而著称，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翟理斯的中国研究，并没有仅止于古代中国部分。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到一九三五年去世，至少到一九三二年从剑桥大学荣退，翟理斯的最后二十余年，是与现代中国、现代中国文学及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诞生，存在着时间上的交集的。进一步而言，翟理斯学术生涯的最后二十年，并没有对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文学全然不顾或者熟视无睹，更没有对以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学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而是亦有所积极反应，这种反应在他的学术研究上也是有所体现的。

关于这一点，在翟理斯著述年谱中亦有所提及，“我对中国古代、现代各种诗文有着广泛阅读”。当翟理斯提到他对中国文献的个人阅读时，也提到了在时间上已经非常靠近现代的梁启超四卷本的《饮冰室丛著》，甚至对这部著述还有所评论：

在这部大部头著述中，作者展示出一种高超的风格，足以让作者在中国文学著述史上赢得一席之地。其中还掺杂着有关欧洲古代、中世纪以及现代历史、哲学的广博知识，这一点在古今中国是无人能够与之比肩的。

翟理斯用这种方式—一种高频率的书评写作以及在报刊上快速发表—保持着与中国著述界以及西方汉学界的密切联系。这种个人习惯或者写作风格，在当时的西方汉学家中也并非普遍存在。

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初剑桥大学对于威妥玛之后接任中文教授教席者的岗位要求，显然并没有涉及“现代中国”及其“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当年剑桥大学对这一岗位的要求很清楚也很简单，《剑桥大学报道》（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曾予以公布且只有两条：

一、教授汉语中文的基本语法。

二、提升剑桥大学对于中国语言及文学的研究。

从翟理斯作为一个汉学家的著述生涯来看，上述要求中的第二条显然得到了实现；但第一条，也就是在大学里开展汉语中文教学，在当时的剑桥大学乃至牛津大学，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或要求。挑战性并不是来自汉学家，而是来自他们所服务的大学：大学能够招生到来学习汉语中文的学生人数极少。即便如此，由汉学家在英国大学里开启的汉语中文教学，尤其是汉学研究，在今天已成为剑桥、牛津等大学里中文专业人才培养和汉学学术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

对于翟理斯漫长的写作著述生涯来说，一九二四年，也就是《翟理斯著述年谱》中的“最后一年”，并非显得格外特别。某种意义上看，这一年似乎成了翟理斯在学术上频频“炒现饭”的一年。

亦就在这一年及稍后一年，翟理斯再版、重版了他的几种早年翻译著述：《法显佛国记》《洗冤录》和《笑林广记》。这些翻译著述，并不是奠定翟理斯当时在英国乃至欧洲汉学界地位的最高学术成果。事实上，即便是在中国文学翻译方面，《聊斋志异》以及《中国文学选珍》的翻译，亦要比上述几种英译本的影响更为广泛。卡夫卡似乎就曾读过翟理斯所译的《聊斋志异》，并对这部异域文学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作者的“孤愤意识”印象深刻。

很难说翟理斯的中国文学文本翻译，都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目的。其中有些翻译的初衷，确实与学术普及或者翟理斯的个人著述习惯联系更为紧密，《笑林广记》的选译即为一例。为了破除当时欧洲人一般认为“中国人性情比较沉闷，就像是斯芬克斯，没有笑的能力”的这种偏见，翟理斯觉得有必要向他们介绍中国人的幽默。这种幽默，不仅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亦俯拾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