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程绍国的《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里面说到汪曾祺的自信和狷傲，作者问及林斤澜：“我看你也不会在汪曾祺的眼里。”林斤澜笑道：“当然当然，他酒喝多了还会说自己胜过老师沈从文了。”接着又说起，一九九五年十月在温州那次，汪曾祺说：“诺贝尔奖算什么？川端康成算什么？他值我的老师沈从文吗？！”由此推论，汪曾祺似乎觉得自己胜过沈从文，而沈从文又胜过川端康成。

上述回忆的有趣之处，不仅是文坛八卦，可能也将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隐性话题，那就是：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文学水平，孰高孰低？

汪曾祺是沈从文弟子，得其真传，曾不无得意地称：“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自报家门》，收入《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他们师徒情深，举世皆知；但两人都以小说名家，难免不互相比较。实际上，最早比较的不是别人，正是沈從文，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便赞扬汪曾祺“写得比我好”。当时汪曾祺初出茅庐，并无代表作，此话只是对爱徒的预言，没人当真。但等到汪曾祺大器晚成，师徒孰高孰低的问题就真正浮现了。据林斤澜弟子刘庆邦回忆：“林斤澜跟我说得最多的是汪曾祺……汪曾祺的创作远远没有达到沈从文的创作成就和创作水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沈从文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刘庆邦自己喜欢汪曾祺，但也委婉认同汪不如沈的评价：“因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太少，不够读，我就往上追溯，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买了沈从文的文集，一本一本反复研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人问我，最爱读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我说第一是曹雪芹，第二是沈从文。”（《林斤澜的看法》）

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是作家自己；最先评价自己的人，也是作家自己。同辈和晚辈对他和沈从文都有比较了，汪曾祺自己会没有？这想想都不可能。汪曾祺很谦虚，但去世后，三个孩子合写了一本《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称：“爸爸骨子里很 ‘狂’”，“照爸爸看来，谁会写小说呢？还真是不多。他八十年代初对我们说，中国让他服气的小说家只有三人，鲁（迅），沈（从文），孙（犁）”。后来孙犁不提了，改提废名，“可能是‘老头儿’也算有了一些名气，孙犁的年龄和他相差不多，当众宣称孙犁对他影响很大，觉得有些‘跌份儿’。这都是我们的小人之心。不过，爸爸当初确实把孙犁列入中国三个会写小说的作家之一”。其中一章《“老头儿”如何看“老头儿”》又称：“在艺术上，爸爸则相当自信，认为他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认为他对文学语言的认识和具体运用上有独到之处”，“我们家里有一幅高尔基的木刻像，是黄永玉的作品，他送给爸爸的。这个镶在框子里的高尔基跟了我们快四十年……一九九六年爸爸从蒲黄榆搬到虎坊桥时，我们觉得这幅画像该换换了，可一时又想不到换什么合适。没想到爸爸嘟囔了一句：‘该挂我的了。’说完，还有点不好意思。得，听他的，换。于是‘老头儿’的照片进了画框，占据了原先高尔基的位置。……从这小小的一件事上，看得出爸爸自我评价还是不低的”。

既然“狂”，那就会有所表现。汪先生表现的方式可谓别具一格，那就是—喜欢跟欣赏的前辈搞“同题竞赛”，比拼高下。李陀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如是回忆：

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有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一九八二年写的《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的吧？”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就写了，那有什么！？”

查《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可知，《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同时写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一天之内“枪挑”陶渊明和范仲淹，的确是“又好胜又好奇”的。这两次比拼，汪先生自然输了，但这样的“高手过招”，正是他对前辈的“致敬方式”。这种方式，他亦施用于现代作家。周作人有著名散文《故乡的野菜》（1924），汪先生亦于一九九二年写了同名散文，以示比拼。汪曾祺在饮食上是行家，这次比拼可谓完胜周作人。四年后，又挟胜者之威，在为《废名短篇小说集》写序言的时候，挑剔周作人为废名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所作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都有点着力太过。有意求好，反不能好，虽在周作人亦不能免”（《万寿宫丁丁响》，1996年3月6日，收入《汪曾祺全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