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上海师范大学陈恒老师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与会者除了京沪两地的中青年学者，还有三位年长的前辈，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文杰先生、王树人先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我当时在出版社供职，因为专注于史学理论图书出版，有幸参与其中，还应主办方陈恒兄之命，担任了一场讨论的不合格主持人，因为时间没有控制好。那次会议，刘家和先生未提交文稿，口头发表，谈中西思维中理性结构差异的问题。据刘先生后来说，他当时讲完，很期待回应，结果无人提问，也没有人质疑，于是很“失望”。会议之后，正值上海世博会，大家集体出游，刘先生兴趣很高，也随大部队一起漫步，一路欢声笑语，留下不少珍贵的“笑料”。过后在刘先生休息的房间，我跟易宁、陈新两位老师，围着刘先生漫谈。具体内容已淡忘了，只记得陈新说到在北京时每周跑去北师大听刘先生讲《史记》，很是让人羡慕。刘先生谈的都是专门的学术问题，我只记得“在场与不在场”这个术语，其他没听懂。谈话中，我们说刘先生可以把您有关史学理论的文章结一个集子了，刘先生并没有表态。回到北京后，我继续努力推动这件事，中间时做时辍，并不顺利，好在最终有了《史苑学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这部文集，差不多把刘先生多年来有关史学思想与理论方向的专题论文“一网打尽”了。
二○一九年春天，陈恒、陈新二兄由沪抵京，约了清华大学彭刚老师，还有我（此时我已到首师大任教），一起去拜访刘先生。不巧，当时我湿疹上头，面红耳赤，无法见人，就缺席了。这次聚会的成果之一，是陈恒兄努力说服刘先生，筛选未结集过的单篇文章，再出一部新作，具体编选杂务由我从旁协助。相比耗时甚久的《史苑学步》，此事进行得非常顺畅。刘先生拿到我查找、初选的篇目之后，略做增删，爽快允诺了。接续此前文集《愚庵论史》，名之为《愚庵续论》。二○二一年，此书推进到临近出版阶段，刘先生陪同夫人住进了医院，联络沟通不便，我即擅作主张，在刘先生无序无跋的情况下将书付印了。过后，刘先生引以为憾，几次跟我聊天说到有個没完成的任务，对读者缺少一个交代。于是，就有了这一篇访谈。
自二○一○年以来，我借各种由头，或独自登门，或陪友人拜访，从刘先生的谈话中多受教益，种种细节极难忘。以上略赘数语，为这篇访谈的读者补充一点额外的背景信息。
—岳秀坤
岳秀坤：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拜读过您的文集《古代中国与世界》，记得是武汉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印行的。后来相继看到您有几部著作结集，包括《史学、经学与思想》（2005）、《愚庵论史》（2010）、《史苑学步》（2019）。最近一部新的文集是《愚庵续论》（2021）。您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发明之多，学术寿命之长，让我特别感佩。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是我的第一部文集，当时是武汉大学冯天瑜热情邀约，所以在武汉出版。过去的书先不谈，今天我们聊聊这一本《愚庵续论》。二○二一年这本书付梓过程中，因为我在医院，未能循例写一篇前言或后记，向读者说明相关情况，深感遗憾。这部新书收罗了我前几部文集中没有的论文，收集者是你—岳秀坤先生。你是这本书能够出版的必要条件。所以，今天请你来，我们再谈一谈，也算向关心这部文集的读者朋友做一个补充说明。
二○一九年四月，我请几位年轻的朋友聚餐，有陈恒、陈新、彭刚、顾晓伟，等等。席间，上海师范大学陈恒先生为他策划的“光启文库”约稿，希望我再出一部文集。我觉得新作并不多，旧作乏善可陈，本想谢绝。过后，我看到了你帮我整理的一份论文目录，感觉再结一部文集或许可行。此书最终能够问世，除了感谢陈恒的邀约，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各位编辑的辛苦校订，尤其是责任编辑陈雯女士付出了大量劳动。
岳秀坤：《愚庵续论》将近五百页，也是一部大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文章按照性质分为六辑，分别是“世界与中国”“中西古史比较”“怀念师友”“书前书后”“信札”“口述史”。我想请您分别谈一谈各部分内容相关的事情。首先从“信札”开始吧，这是我目前最感兴趣的。
刘家和：这里面的信札部分，收录的是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先后写给林志纯先生（1910-2007）的二十四封信。林先生是引领我走上世界古代史研究之路的老师。人不能忘本，我对林先生是非常尊敬的。
一九五四年，当时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助教，林先生到北京来，在北师大座谈，我第一次当面受他的教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我参加了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开办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实际上是两年制的研究生班），中方导师就是林先生。从此以后，我对林先生的治学与教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正是在他的示范和指导下，我逐步明确了自己研究世界古代史的路数。
林先生跟我有过很多通信。可惜，我自己不善于保管资料，现在找不到了。唯一保存下来林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转交给东北师范大学了。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位朋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张绪强先生，他从林先生留存的资料中找出了我写给他的这批书信，并且费心做了整理录入。信里提到一些外文，时间隔得太久，难以看清，我自己也无法确认。
岳秀坤：这一组信札的时间跨度有二十几年，内容涉及世界古代史的教科书、工具书编写，以及一些具体的古史问题，我想，有心的读者会从这里面得到重要的启发或教益。您提到，信札最初的整理者是张绪强先生。在他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还有一些未能辨识的外文，我请了几位朋友帮忙，包括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金寿福（复旦大学）、唐均（上海外国语大学），他们分别解答了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