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有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文青决定聚在某人家里，因为好不容易搞到了盗版影碟《撒旦探戈》。他们备好了吃食，窝在沙发和地板上，执意挑战影史上无出其右的经典黑白长镜头电影……七个小时被拆分成三张光碟、五次休息、数次上厕所、数次试图聊天……最终，走的走，睡的睡，只有一两个人坚持清醒地看到结局：医生用木板把窗子封死，画面隐入漆黑。

被苏珊·桑塔格奉为“过去十五年来最经典、成就最高的一部电影”“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引人入胜”的《撒旦探戈》让一代文青记牢了贝拉·塔尔（Béla Tarr）的名字，但几乎过了二十年，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名字才走入中国文青的视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ászló Krasznahorkai）。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身为原著作者和编剧，和塔尔在将近三十年里合作了《诅咒》《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伦敦来的男人》《最后一条船》《都灵之马》，从某种角度说，塔尔能奠定自己的电影风格是少不了这位黄金搭档的—当然，细究的话，也离不开塔尔的妻子，同为导演和剪辑的阿尼亚斯·赫拉尼茨基（Agnes Hranitzky），以及兼任演员和配乐的米哈伊·维格（Mihaly Vig），塔尔的盛名实际上归功于黄金团队的默契协作。

合作始末

这两位，只差一岁，都在年轻时与中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达成共情，并將其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

塔尔出身于文艺家庭，父亲设计布景，母亲在剧院做提示员，他小时候客串过几部电影，但拍电影并不是他最初的梦想。他想当哲学家，但因为十六岁拍过一个想离开匈牙利、苦于一无所有的吉卜赛工人写信给政府高层的纪录片，没能通过大学入学时的政审。他上不了大学，找到的工作是在国家文化娱乐中心做看门人，并继续拍摄业余影片，把镜头对准城市工人和底层穷人，因此获得贝拉·巴拉兹工作室（Béla Balázs Studios）的关注和少量资助，一九七九年拍成了处女作《居巢》。和之后的《异乡人》《积木人生》一样，塔尔的早期电影都是实打实地关注工薪阶层的衣食住行的。这个阶段的塔尔在追求影像风格、打磨技术的同时显然有所诉求，相信电影能改造现实。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出生在久洛小镇的书香门第，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文员，他学过法律、大众教育，但在函授大学毕业后决定深入底层。出版于一九八五年的《撒旦探戈》是他的处女作，根据后来的采访，他说当时写作并不怀抱着当伟大作家的宏愿（也可能是谦词），倒不如说是他观察世情的一种必然结果。这本书还没出版，手稿就被一位文学评论家巴拉萨（Péter Balassa）拿去给塔尔看，因为巴拉萨觉得这个题材和塔尔的电影非常搭调。（这次撮合意义非凡，也许，该把巴拉萨也放进塔尔的黄金组合里？）当时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默默无闻，只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几个短篇，但当《撒旦探戈》出版时，塔尔已决定为此拍一部电影。据《南方周末》二○一八年的采访可知，塔尔登门说要拍电影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想也没想就说了“不”，关上门再经思忖，才决定帮助这位颇有激情的电影人，结果，两人合作出了整整四百五十分钟的一部巨片。电影《撒旦探戈》让塔尔蜚声海外，也让他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慢慢走向抽象，逐渐形成极富象征性的镜头美学，并从此开始了某种偏执—塔尔后来总想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拍成电影，直到二○一一年两人最后一次合作：因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写过一篇关于都灵和尼采的一天的文章，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提出的问题：我们知道了关于尼采的一切，但没人知道那匹马的情况，塔尔就以此拍了自己的封镜之作《都灵之马》。塔尔息影并不只是因为年纪或别的因素，他还想借此抗议匈牙利政府不断削减乃至完全取消艺术资助。对此，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释怀的，因为“我从来都不喜欢电影人的世界，电影离我很远，尤其是拍电影”（克拉斯诺霍尔采访《反对残暴，反对邪恶》[Against the brutal， against the bad]）。

《撒旦探戈》一书的中文译介是在二○一七年完成的，那时，塔尔已渐渐淡出国际影坛，虽然还会受聘做一些监制工作，而那时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已完成了两部关于东方传统文化的小说、一部半自传作品以及一部回到久洛语境的匈牙利题材小说，拿下了匈牙利最重要的科苏特文学奖（the Kossuth prize，2004）和国际布克奖（2015）。同样，因由译介的时间差，二○二三年首次引进的《反抗的忧郁》唤起了我们对《鲸鱼马戏团》的回忆，并终于发现电影只是书中的一个章节。

原著解读

二○二三年，到了电影谢幕亮灯、翻开原著的时候了。也许次序反过来更好？

《反抗的忧郁》出版于一九八九年，题记是这样一句话：“过去，但并未消逝。”

故事从一列（当时显然很普遍的）晚点的火车写起，巨细无遗地描摹了弗劳姆夫人在一群底层民众中坐立难安、充满恐惧和厌弃的归家之旅，她意识到小镇失去了秩序，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动荡，但她可以在囤积了热带植物、甜品和食物的小家中获得安逸。她是第一个看到运送鲸鱼卡车的人，也是第一个向我们展现危机四伏和荒谬世态的人，也是唯一确定“不会再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她为自己生活”的人，但也是个猎物。这个心向小资情趣、看似离自由最近的寡居老妇好不容易从街头回到家中，听着轻歌剧，抿着酒渍樱桃，却迎来了不速之客：妇委会主任艾斯泰尔夫人—充满野心，体形庞大，被丈夫赶出家门后怀恨在心，和警察局长等男人私通着，谋划了一盘大棋，想借弗劳姆夫人的儿子的一臂之力，帮她完成（连老妇人都觉得可疑的）十二月寒冬里的公共卫生事业：她“在公共领域的第一个重要战果”。她和弗劳姆夫人形成鲜明对比，洗漱风格是军人式的，家徒四壁的租屋是斯巴达式的，时刻都觉得自己是“主宰”。她是猎人。小说第一章“紧急情况”将近九十页，读者已能清楚得知：“这家声名狼藉的马戏团”是艾斯泰尔夫人亲自找到并邀请来的，通常会带来奇观和欢乐的马戏团在此只是阴谋中的一枚棋子。

第二章“韦克麦斯特和声”从瓦卢什卡—弗劳姆夫人的儿子—的夜晚写起。他能在每晚聚在酒馆喝酒的司机、工人、面包师等人中洞察到“宇宙的浩瀚与深邃”，因为尘世会消失，令他感到自由，而非自由的囚徒。“永恒、和平、辽阔无际的虚空主宰一切。”他指挥酒客们演绎光明短暂消失的瞬间，因为他想要看到光明重返大地，想要体验他人的理解带来的归属感，渴望能够驱散可怕、冰冷、严酷的黑暗、将人从恐惧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感。他有一双“小鹿般闪烁”的明亮的大眼睛。酒馆打烊后，他步行去艾斯泰尔先生家，“一辈子都夜以继日地沿着一条永远无法抵达终点的环路奔波于内心的风景之间”，边走边看倒下的白杨树上方的天空，相比人间，他更关注宇宙，他知道世间的意见，但不想抗议。他活在与世隔绝的心智中，因而被大家称为傻子。他看到了聚集在广场上的乌合之众：“有着深层血缘的”三百多个粗鄙的男人，共构了某种不祥的寂静。他看到了马戏团开张，但唯有他怀着天然的敬畏、恐惧和快乐迫不及待地走到鲸鱼身边，而别人似乎对车厢的构造更感兴趣。

看完了鲸鱼，瓦卢什卡按照每日惯例，去艾斯泰尔先生家捎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