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知识》（玛莎·努斯鲍姆著，李怡霖、于世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以下仅标页码）一书，源起于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个人的一项“计划”：“我将其视为一项行走在哲学和文学之边界上（或拒绝承认边界的存在）的组织清晰且具理论正当性的事业。”（第432页）自启蒙（Enlightment）时代以降，人们越发倾向于建立一种普遍的、结构性的知识体系，以解释、应对现实中的种种变数。这一倾向的副作用之一，便是文学愈发被排除在理性范畴之外。小说家的工作被视为阐发一种局限性的情感经验，即便他有创造哲学的野心，也往往不被“专业人士”看重；而哲学家则有意回避文学性的风格，同时也常常无视文学作品提供的丰富可能。

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开篇写道：“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如果我们希望教导说一个好人是自足的，那么我们就会忽略阿喀琉斯在普特洛克勒斯之死时流下的眼泪。”（第18页）简言之，在这本《爱的知识》中，玛莎·努斯鲍姆希望重新强调阅读叙事小说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的最终指向便是回答人类的根本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

围绕这一目的，努斯鲍姆首先展示的是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分歧。在努斯鲍姆看来，在讨论伦理及其局限时，柏拉图被可通约性吸引，试图以一种科学方法超越特定苦痛，而亚里士多德则诉诸“莱斯比亚尺”—一种可以弯曲成不同形状的金属条，用于绘制复杂曲线—来阐明伦理的灵活性。努斯鲍姆指出，柏拉图的这一尝试本质上是一种“艰苦的想象”，这种想象本身对于人类决策是必要的，然而它提供的只能是一种片面模型，“柏拉图使用植物作为核心隐喻来描述渴求的个体灵魂暗示他现在相信这样的美和价值的存在，它们是不能与面对损失的脆弱性分开的，而那种自足性并不是一种伦理理论所要追求的合宜目的”（第176页）。

在《善的脆弱性》中，努斯鲍姆更直接地指出了柏拉图的问题所在：“悲剧阐明了A（片面、僵化、封闭）和B（全面、灵活、开放）的规范，他们引用B的价值来批判A；柏拉图发现B所包含的风险过于巨大，于是就发展出另一种不同寻常的A，同时又批评这种理论缺乏某些人类价值。”（《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而他本不必如此，因为存在一种更合乎人类直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践），即在接受B的同时思索存在者与生活之间的恰当关系，在困惑与惊奇中判断价值，做出选择—而这正是小说家实践的道路，“小说家的价值首先是其实践性，他从不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相脱离”（第117页）。

努斯鲍姆提供了亨利·詹姆斯的三部小说作为这种实践的案例：《金钵记》通过一个蜕变故事—从期许自身如“完美的金钵”一般无瑕但脆弱，到接受自身最终成为“有瑕疵的水晶”—展现了道德体察的复杂与这种复杂所唤起的积极可能；《使节》与《卡萨玛西玛王妃》则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与情节发展引起人们对伦理困境的关注—“我们需要艺术在我们面前展示这些困难，让我们远离过度粗糙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