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八月里，沈德潜停笔，将自订年谱停留在了八月十三日。这一天，他向乾隆帝祝寿，歌咏这太平盛世，道扬圣德。晚来风急，他徐徐地放下笔，临睡前不忘望一望京城所在的方位，就这样安然睡去，等待日复一日的璀璨阳光。

就在这一年，一道谕旨就如同利剑堪堪擦过他的脸颊，开始改变他在历史上完好的面容。但他也在这时猝然长逝，无暇顾及身后事。乾隆四十四年（1779），沈德潜彻底失去生前所获得的一切荣誉，一代诗坛代言人就此谢幕。沈德潜人生最后的几十年，也是最荣耀的几十年，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荣谢无常，盛衰一梦。

以诗始

乾隆七年（1742）四月，风和日丽的一天，70岁沈德潜作为庶吉士（文学与书法优秀的新科进士，可以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3年后，再正式为官）站在殿前等待乾隆帝的召见，与周围年轻的莘莘学子格格不入。在40岁那年，他写下《寓中遇母难日》，感慨自己已经40岁，依旧默默无闻。在66岁那年，他又感慨，自己已经踏出省门17次了。大抵人经历过许多的失望，便不会再有太多的憧憬，已经70岁的沈德潜显得有些波澜不惊。但是生活如同圣意，怎会如此轻易料到，惊喜就这样砸中了他。乾隆与沈德潜相见恨晚，暗淡无光的大龄“考公人”就这样逃出命运的乌云，开始镀上金光。

这样的际遇并非偶然，命运的轨道还是有迹可循。抛开笔试成绩，沈德潜的学历背景符合乾隆的喜好，他曾被康熙朝诗坛盟主王士祯誉为“横山门下，尚有诗人”。沈德潜亦在以往的工作经历中给乾隆留下好的印象，乾隆在《南邦黎献集》中见过他的诗，对其大为赞赏。当然，最重要的是，沈德潜的诗歌宗旨与乾隆是一致的。乾隆作为一个诗文爱好者，翻开沈德潜所编订的《唐诗别裁集》，便知道他一直苦苦寻觅的诗坛代言人已经出现了。

“忠孝”乃是乾隆心中理想诗坛的唯一宗旨，他非常在意诗的政治教育作用，而沈德潜选诗，也有非常重要的宗旨，便是“温柔敦厚”。乾隆独爱杜甫的诗，常以杜诗作为标准衡量其他的诗，沈德潜也将杜诗与其他不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乾隆只喜壮阔蓬勃的诗，沈德潜所追求的诗歌风格亦是“鲸鱼碧海”“巨刃摩天”。

当然，沈德潜也有自己编诗的原则，例如他便不认为韩愈的诗能够与李白和杜甫相提并论，他在赞赏韩愈的同时，看到了韩愈诗文的不足。乾隆则认为韩愈不逊于李、杜，酷爱韩诗阔达的气势。这些看似细小的分歧，并不能引起乾隆的注意。

已经在诗学中有所建树且诗学理念非常契合乾隆心意的沈德潜，就这样被加官进爵，成为炙手可热的诗坛代言人，迎来前所未有的阳光，一扫前半生的阴霾。

以诗分

大龄官员沈德潜一朝立于乾隆眼前，便是人人羡慕的“职场新人”。乾隆不僅常常赐诗给沈德潜，君臣二人还经常共同作诗，一唱一和。沈德潜也从编修升职为内阁学士，在短短的时间内又升为礼部侍郎。

即使是退休后，沈德潜也依旧被乾隆所看重，甚至被封为太子太傅。乾隆在准其告老还乡后，便嘱咐他，一旦有新作的诗，一定要送到京城来。沈德潜在自订年谱里详细地记录下与乾隆的诗歌往来。乾隆仅仅将沈德潜当作诗坛代言人，但在沈德潜心中，乾隆却是他的知己，是他的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