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面临的外资流动，从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BOP）视角来看，主要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三大类。其他投资可以主要理解为跨境信贷。从稳定性而言，直接投资要比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更为稳定。从中国过去的实践来看，其他投资的波动性要高于证券投资的波动性。

例如，从国际收支口径来看，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在2021年高达3441亿美元，2022年下降至1802亿美元，2023年进一步下降至427亿美元。又如，从国际收支口径来看，中国的外来股权投资流入额由2021年的829亿美元下降至2022年的344亿美元，中国的外来债券投资流入额由2020年的1664亿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937亿美元，到2022年则显著下降至-1423亿美元（负值意味着外来债券投资的撤出）。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前三季度，外来证券投资净流出325亿美元，相比于2022年前三季度的1099亿美元已经显著改善。

由于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属于波动性很大的短期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属于波动性较小的长期投资，因此，要更好地稳外资，就必须区分资本类型、厘清外流动机、提供差异化的应对方案。

证券投资：稳增长与资本市场改革

由于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主要决策者都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更加偏重于短期收益，因此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流动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汇率、双边利差、资产价格走势等指标的影响。

例如，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中国国内利率高于美元利率（且利差处于扩大态势）、中国国内股市表現火爆时，中国通常会面临证券投资的净流入与其他投资的净流入。相反，一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贬值压力、中国国内利率低于美元利率（且利差处于扩大态势）、中国国内股市表现低迷而美国股市表现火爆时，中国通常会面临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净流出。

2022年至今，由于美国国内通胀率高企，倒逼美联储加息十余次，累计加息525个基点，这使得过去的中美正利差（中国国内利率高于美国同期限利率）逆转为中美负利差（中国国内利率低于美国同期限利率），且利差非常显著。例如，截至本文写作的2024年3月26日，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与10年期中国国债利率分别为4.25%与2.41%，息差达到184个基点。

由于中美利差由正转负，导致短期资本流动由中国流向美国，这在外汇市场上将会造成美元供不应求的现象，从而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从2022年初到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致从6.3上下贬值至7.1-7.2附近，其中大部分贬值幅度发生在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