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去世的前芝加哥大学语言人类学教授保罗·弗里德里希（Paul Friedrich）不仅留下了等身的著作、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几乎个个是奇人的弟子们，还有不少奇闻逸事。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在开车从学校回乡间的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下。警察见是一位英俊儒雅的学者（弗里德里希教授高大英挺，一向以高颜值闻名），车里堆满了书，便十分礼貌地说：“先生，抱歉打扰了，但是開车的时候是不能看书的。” 保罗用异常真诚又极端惊讶的语气对警察说：“可是，我读的是诗啊！”

这个认为生命中任何时刻都应该读诗的人，在语言人类学领域创下了研究诗学和“不确定性”言语研究的范式。

个体想象力的创造

那什么是“不确定性”言语呢？保罗援引过一个有趣的医学概念“视差”（parallax，指从不同位置看同一个物体，所见其所处的空间感有所不同）来解释这个概念，进而对他涉入最深的两个研究传统进行反思和推进：一是对于19—20世纪社会学有重要影响的语言相对性（Language Relativity）研究传统；二是扎根于北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实地语言人类学研究传统。保罗的研究范围广泛，从北美原住民语言的实地田野调查，跨越到古希腊诗学、古代中国诗学、19—20 世纪俄国诗歌传统的研究，他还涉猎基于隐喻与转喻的政治语言的经济学影响等领域。即便在群星璀璨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他也是以博学闻名的。他的研究主题看似分散，却贯穿着统一的主题，可以简要概括为：在语言人类学研究中加入对个体想象力的考虑，同时考虑深受文化传统限制的个体或群体语言（语言风格）对于个体想象力的塑造。

这里先举一个比较好懂的例子吧。保罗有一个长期的田野调查地点，在20多年里，他收集了大量的语言学（语用学）研究数据，以此对“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指基于相互理解的交流形成的群体，通常交流中使用多种语言而没有单一优势语言）概念自带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的样地在现今墨西哥西北部的塔拉斯坎（Tarascan）地区，这个地区的北部山地是多方言地带，不同方言所在的村庄存在一定的地理隔绝和族外婚姻交流，而整个塔拉斯坎地区与主流西班牙语文化区亦有各种抗争和融合等相互影响。因此他采访的每个个体都是多语（multi-lingual）使用者，无论从亲缘关系还是所在地域来看，每个个体都不止拥有一种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 比如说，一个在A村庄的男孩有可能拥护A地方言，但如果他父亲是从B地过来的，那么他可能拥护B地方言，他也可能拥护从C地嫁过来的母亲所代表的C地方言，或其祖父拥护的D地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