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天是联合文学课堂的重启，也是同代人文学沙龙的第一次活动，同代人文学沙龙是联合文学课堂的升级版、高阶版，以后就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一直往下做，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今天来的朋友一部分是我们以前联合文学课的常驻嘉宾，以后欢迎常来同代人沙龙。时间过得特别快，已经有了很多变化，联合文学课的参与者主要是70后和80后，但是你看今天有很多是90后，我这一次就先开个场，以后的活动你们就轮流做主持人了。

《北京文学》一直在力推“新北京作家群写作”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写作群体，跟“新南方写作”遥相呼应，正好可以以此为题来做一次活动。我先简单把情况介绍一下，然后学术主持交给天成。

赵天成（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

同代人文学沙龙第一期，讨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话题。跟以前大多数的联合文学课还不一样，今天是一次专题讨论，一起来讨论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里面还有很多内容是可以展开的，比如说“新”“北京”“北京作家”“新北京作家”，每一个词语其实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今天到场的嘉宾，有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有像徐刚老师、杨庆祥老师这样给新北京作家做过整体论述的，也有像侯磊、婉京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北京作家，既是旧的、传统的北京作家，也是“新北京作家”，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代人”。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新北京作家理解为一个同代人的北京作家，理解成一个共同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北京作家，就此进行相关的研究、相关的讨论。

师力斌（《北京文学》执行主编）：

非常荣幸能跟庆祥老师合办这个栏目，第一期有象征意义。阵容这么庞大。一个特别好的平台，我们编辑部想来听听各位的高见，以便做得更好。

栏目连续推了12篇文章、12位作家。2024年我们又推2位作家。新北京作家群最大的两个疑点就是，第一，到底新在哪儿？跟老北京、旧北京、京味、京派这种百年历史上的北京作家有什么样的区别。第二个就是，北京作家到底是哪些人？是生在北京的作家，像侯磊这样土生土长的、所谓“原教旨主义”的北京作家，还是说外来的像郑在欢、张天翼，并不是北京出生，但是也在北京创作的作家；还是说不管出身何处，只要是写北京，或者说背景或眼光、视野是北京的，就算新北京作家。对这两个疑问，我们一方面内心很惶恐，我们考虑得周详不周详；另一方面我们也很自得，给批评家提出了难题。这个栏目不是水过地皮湿，也不是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持续的、相当长时段的、比较宏大的选题，会不断有新作品、新作家，对“新北京作家群”这一能指进行补充、演绎甚至是更新。原来想象的“新北京作家群”“新北京作家”形象和内涵，可能会不断地发生变动，这也是我们乐于看到的，这正表明了栏目的活力和包容性。

截至2024年2月，在发了这14位作家的作品以后，我对新北京作家群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第一，它确实是新的故事，这些作品和原来老舍、沈从文、汪曾祺，旧北京、京派、京味儿，包括王小波、王朔等很多在北京写作的作家相比，故事都是不一样的，确实是全新的。像孙睿的《发明家》写明星的这种私生活，古宇的《人间世》写大厂企业在高校毕业生招聘中“断子绝孙”计划，刘汀的《野火烧不尽》写那种跨国的、跨文化的、跨地域空间的大开大合的人生经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张天翼的《雕像》写雕像修复师，陈小手的《帘后》写开发廊的母亲的奇异恋情，常小琥的《中间人》写深度调查记者斗智斗勇的人生历险，涉及了许多案件，包括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这些案件对他的作品来讲，都是我刚才提到的当下性的一种深化或者是文学化，他在审美的层面上确实上升到一个新的题材高度，这些作品都能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经验、全新的故事，这是我觉得栏目开办以来能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新东西。

我自己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两位批评家杨庆祥和徐刚，在两篇宏论里面都提到了。杨庆祥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探讨，包括历史的维度，全球视域，著名的作家與城市的这种互动关系，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相互搏杀、相互消长的博弈。徐刚则探讨北京大文学总体性消失之后，到底什么是新的文学？京味文学有没有效果？在新的写作脉络里面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些探讨特别好。徐刚还提出新的语言风格、新的景观、新的地域、新的地标，有很多新的提法，这都是我关注的。但是我个人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对新北京作家群有一个总体的担心？在文学史的角度上，我们到底是否在审美的意义上，或者在文学经典的意义上，能够出现像老舍，或者是像沈从文，或者是像我们理解的，哪怕是新京味作家的这种作品，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它一出来以后，有一种霸权性的、能让我们体验到当代北京的审美层面，无论是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历史经验、当代意识和价值观，这都是我在考虑的。我们古代历史上，写长安或者洛阳这种古都的作品里面，其实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像卢照邻《长安古意》、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些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将都城人格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拎出特点来加以审美化，从建筑、服饰、美食、交通、山川、物产等方面观察。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杜牧写的《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次第开”是物质层面的描述，“绣成堆”就在审美意义上给我们一种大都市的总体性描述。像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李白《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都是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总体性描述。正是由于历代以来类似的审美性叙事的不断累积，才诞生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著名的文化能指“长安”，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容纳了大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情感。城市审美化叙事的传统再往前推，像东汉班固《两都赋》，洛阳和长安两个都城，有大量的审美观照，他当然也是在庆祥兄的意义上即政治空间的层面上来叙述，当然班固的出发点是为了强调东都洛阳要比前汉长安更具有合法性，这是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写法给我们一种对于都市经验的审美意义上的参照，我们后代写都城，包括邱华栋写《北京传》，怎么从一个宏大的角度来观察一个都市？空间上、审美上、文化上、价值观上，尤其是政治和历史，这些系统性的观察，如何上升到一个审美层面，新北京叙事立得住的可能性才会大。班固的《两都赋》，作为一个经典是成立的，能让我们在回望历史、回望这些历史上的都城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城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能是靠想象，靠相关文字来想象这些都城，但这些想象是有效的，我们后世的写作会不断地吸取它的营养，或者说受它的影响。

新的北京叙事在文化、地理、时间、空间这些方面，和旧北京叙事的对话，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能够达成，有没有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可能政治历史也好，时间空间也好，最终还是得在审美的意义上达到一个这样的写作，尤其是经典性的写作。今天特别想听诸位批评家的高见，给我们以指点。

张颐雯（《北京文学》副主编）：

师老师说得很全面了，我就从我工作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一些想法出发跟大家交流，希望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从学理的角度对新北京作家群进行梳理和阐释。我们做这个栏目是因为在编辑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在北京生活、在北京写作的中青年作家。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关注他们写作的过程，追踪了他们写作的发展，到现在认为这批作家应该可以成立，可以集体亮相了，就开办了这样一个栏目。

当时我们给了他们一个粗浅的定义，他们中既有在北京用北京话写作，结合北京传统和城市生活的新京味作家，就比如说我们的同事侯磊，比如说石一枫和孙睿的一部分作品，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作家，例如毛建军的作品，他是一位医院的退休工人，他的作品书写老北京城南故事，我们把他们作为一大类。第二类，是以北京作为精神背景，能够融汇多种文学经验的新北京的书写者，这个代表人我们想到的徐则臣老师，他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他后来的《耶路撒冷》《北上》，他作为一个新北京的书写者，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文珍，包括今天到这儿的刘汀老师，到北京求学留在这里的，都是新北京的代表。另外，我们还想到阿乙和郑在欢，他们长期在北京生活，但是写作的主要对象是他们的故乡，他们从北京这个视角去打量他们的故乡。这一批作家应该是新北京作家群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希望涵盖更多的在北京写作的作家，发现他们作品的意义，他们的作品和北京深刻的关系，和中国文学史、北京文学史的深刻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做了这个栏目。在编辑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有几个特征越来越突出。一个是文化上的特征，北京的京味作家和历史传承与今天的现代大都市的融合。二是全球化的特质，比如刘汀老师在我刊发表的《野火烧不尽》。特别是徐则臣老师，他这两年写了一批具有全球化视野的短篇小说，处理了大量的海外经验，我们杂志发表的《玛雅人面具》，用一种回归中国传统的方式讲中国人在拉美。他最新的作品《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是一个中国人在印度新德里的故事。徐则臣老师在这几年的转型中，特别突出的就是全球化的特征，包括他的长篇《北上》，也有很多涉及中外交流的问题。

再有就是反映当下生活。比如师老师提到的孙睿，他的小说《发明家》第一次出现了狗仔队这样的职业。另外一篇《人间世》，写的是北京的互联网大厂里面的人事斗争，个人如何与一个巨大的资本世界抗衡，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当下性的作品。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潜在的特點。一是现实主义成为期刊写作的主流。我们也有一些先锋作品和架空作品，但是现实主义的比例占了绝大多数，当代的中青年作家更热衷于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今天的生活。同时那些先锋写作或者架空的写作，还没有看到出现更新的超越于之前写作的新元素。二是在当下的写作中，家国责任、主流价值观正在回到文学作品当中。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先锋小说，到后来的韩东、朱文再到王朔，他们的姿态其实是一个解构的姿态，而这一波作家更多在生活的困境中努力寻找价值。比如《发明家》中主人公最终回到家乡，要寻找人生的价值。包括我们最近要发表的关于深度调查记者的故事。这个记者也是在中国社会的最前线、最基层，努力寻求解决办法，寻求社会进步的人物。

这里再提出我的问题。一是如何界定新北京作家群，像乔叶这样的作家，她是很晚来到了北京，但是她的代表作《宝水》是在北京出版的，在我们的作家群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包括李洱老师、邱华栋老师，他们早已成名，但新近又写出了《北京传》。他们这样的作家如何去归类？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发表了十四篇作品，没有一篇跟北京的乡村有关，以前的北京乡村作家，有浩然、刘绍棠，有很多知名的分量很重的作家，但是在今天的北京作家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个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北京底层生活其实也是被严重忽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都市化和全球化，真正的话语权是被新北京人把握的，这是个事实。这里的底层不是指范雨素这样已成名的外来打工作家，而是底层的北京人、南城老北京人，他们数量庞大，但是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基本是消失的。

第四个问题，杨庆祥、徐刚老师谈到当下写作的全球化问题，那么，北京作家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区别于其他地域的作家？它跟南方写作，跟浙派写作，和广东、东北写作有不同吗？北京与其他地区的问题是否趋同？包括当下性作为一个重要特质，在当下面临的问题上，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有非常大的重合。可否找到北京与其他地域之间的差异？这是我在具体阅读作品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也希望大家在之后的讨论中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杨庆祥：

刚才张老师说到北京底层都说南城。北城、西城没有底层吗？

张颐雯：

有，但是南城是最经典的，最有代表性的。旧时代卖鱼的、杀猪的、拉车的都是南城人，西城、北城更多的是外来者，比如考进京城当官的，到现在依然有这个倾向。相关的书写我们是找不到的，沉默的大多数吧。常小琥算一个，他的作品部分涉及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一类作品中优秀的确实很少，这很值得思考。

侯磊（青年作家、《北京文学》编辑）：

各位老师好，就2023年“新北京作家群”的稿子来看，散文只有一篇——杜梨的《香看两不厌》，写作者在颐和园上班的过程中，与颐和园之间的相关故事和情感。我给她写过一个短评。我在想，未来新北京作家群的散文和非虚构方面要有怎样的写作和发展方向？往后要怎么写？我所对标的、所想到的一个作家，是本雅明。

本雅明是一位“新巴黎作家群”中的作家。雨果、巴尔扎克可能是属于“老巴黎作家群”的。先对他进行“降维阅读”——不想他的作品里面有什么哲学、思想性，先把他当一个散文家，就钻他的文本。他每一篇怎么写？他先写什么、再写什么？第一感觉是：本雅明特别具有马克思主义视角。但他从来没用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词语，他自己创立了一个话语体系，发明了好多“文科生的黑话”，比如“巴黎拱廊”“游手好闲的人”“孤独者”“迷宫”，等等。这些都是他提出来，或者说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找的词。他是一位文体家，给自己找了一套写作的方法。他打开了文本的内部——比如他论一篇小说，写这个小说的作者和人物，接下来几段开始用这个小说的人物进行散文创作，并始终游走于19世纪的巴黎。在此可以引一段他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

人群的游手好闲者在他漫游到很晚的时候，便停步在某个仍有很多顾客的百货商店前。他像熟门熟路的人那样转来转去。在坡的时代有多层百货大楼吗？这无关宏旨；坡让这位心神不安的人在市场消磨一个半钟头左右。他走进一个又一个商店，不问货价，也不说话，只是用茫然、野性的凝视看着一切东西。如果拱门街是室内的古典形式——游手好闲者眼中的街道就是这样的——那么百货商店便是室内的衰败。市场是游手好闲者的最后一个场所。如果街道一开始就是他的室内，那么现在室内就变成了街道。现在他在商品的迷宫里漫游穿行，就像他从前在城市这个迷宫里一样。坡的小说既有对游手好闲者最早的描写，更有对他结局的概括，这是极精彩的一笔。

我们试着看他如何在这里面开始创作。他的散文就像给读者搭建迷宫，然后带着读者在迷宫中游走，营造完这个庞大的迷宫以后，他又能走回去——在纸上带着读者漫游，然后又扣回去。这是文本内部打开的问题。

还有本雅明真正写巴黎这个城市，他没有直接写巴黎，而是通过找关键词的方式找细节。找到一个关键词以后，再找前人的作品或者一些文化现象寻求支撑，如当时的博览会，当时的巴黎的市政建设，等等。这些方式对现代的城市学都有启发。我们不是说要像他一样写作，而是打开思维，在笔下打开一座城市。你进入一個城市、一个作品，写新北京，不是刻意来写的，而是看你正好能跟这个城市的哪些方面对上话。这一点一旦打开了，写北京就可能是千变万化的，哪里都可以写，不用纠结于文体、主旨、方向，等等。这是本雅明写作的高明之处。

巴黎和北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城市建设、城市变化的时间点。现在看到的巴黎不是古代的巴黎，而是19世纪的巴黎。巴黎的五层楼——有一个灰蓝色斜顶的阁楼，人们搬家是从那个楼的窗户往下来回吊家具。这种楼都多是19世纪造的。当时巴黎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授权给奥斯曼男爵，对巴黎城市建设集中进行了大拆迁，修建了巴黎歌剧院，修建了许多新的公园、教堂、广场，还修了一个埃菲尔铁塔。把15世纪的房子拆了一大半，改建成现在以凯旋门为中心的城市格局，拓展了城市的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是现代都市的概念。当时的文化人都反对建埃菲尔铁塔，比如莫泊桑、小仲马等。莫泊桑经常跑到埃菲尔铁塔底下喝咖啡，说这样我就看不见它。北京也有比较明确的拆迁经历和环路的扩充——二环、三环、四环一圈圈地扩充，大量将南城的老房子改成现代化的楼房小区，把经济中心放到东三环，把教育的中心放到了西三环、西四环，北边在建设高科技园区，在东边的通州区建城市副中心……可见巴黎、北京都有比较明确的拆迁过程，以及城市经济中心的位移和变化。同样，巴黎、北京都是移民城市，都有一代代的移民在此生活，并且都是很多重大革命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所以我选本雅明和他的文章作为一个例子。他的作品容易进入，但里面藏着东西。这种经典耐读的文本里面藏了很多东西，不是说读了一遍就能全部发现，它可以再作多角度的阐释。

说回到新北京作家群，比如周晓枫老师对于女性内在的开掘。她写女性的身体，写自己个人意识的成长，甚至写成长中遇到的骚扰，写养宠物时与动物的关系……作品非常犀利和敢于开掘。还有宁肯老师有一个同题文体上的试验。他多年前写了本附有大量摄影照片的散文叫《北京：城与年》，现在新出了一本叫《城与年》的小说，其中部分题材以前写成散文，现在用小说的文体重新创作，这是一个长达数年的文体试验。他们二位都是“新散文运动”中的重要作家。所以说，新北京作家群未来的散文创作任重道远，希望在发掘新北京作家群散文的过程中，能够发现更多的新人，在散文创作上能有一些更好的推进。

赵天成：

好，谢谢三位老师。三位老师的意见都非常精彩。师老师提到了两点，我认为非常重要。一个是“新北京作家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包容性、丰富性，也就是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从师老师的发言当中我们发现，任何一个像“新北京作家”这样的概念或者命名，它和作品之间都是互相充实、互相建构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只有概念，没有一些有重量、有分量的作品支撑，这个概念最终是落不实的，所以最后师老师还是把问题的重点落实到文学的“经典”“审美”这个层面。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课题：如何用我们的写作来给“新北京作家”提供更多扎实的内容，即可以在文学史、历史的层面经受时间检验的那些东西。

张颐雯老师的重要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对新北京作家的分类——虽然是初步的，但其实非常清晰。三种类型包括新京味作家、以北京作为精神背景的作家，还有在北京写故乡的作家。其实这个分类里面有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在北京写故乡——徐刚老师的文章里面好像也提到了，就是一个鲁迅命名的乡土文学和侨寓文学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以北京作为精神背景，就正好与刚才提到的张老师的文章题目有关——《北京的巴尔扎克们》。北京和巴黎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其实有很多相似性——不一定是绝对意义上的相似，而是一种互相参照的相似。侯磊提到了一些可以参照的角度，比如它们都有拆迁，都有重建，都有城市中心的迁移。我觉得，我们首先能够想到的北京和巴黎的相似性，还是它们在文化、政治空间当中的那种分量。很多写巴黎的书，比如《旧制度与大革命》，奥祖夫的《小说鉴史》，都谈到了巴黎和法国、巴黎和外省之间的关系。他们说在法国，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上，所有的思想动力都来自巴黎，所有外省人都得先看看巴黎人在干什么，然后再跟着去模仿。这是巴黎的形象，和北京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可供讨论的关联性。

侯磊老师主要是从散文的角度来谈，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写北京的散文家。他前几年出版的《北京烟树》，我给一些圈外的北京朋友看过，他们都觉得很亲切。里面很多内容写了北新桥一带，那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书里面对于北京的风土人情，对于北京的城市空间分布，南城、北城及其变迁，都非常充分，由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体验。我觉得侯磊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说本雅明是“新巴黎作家群”的重要一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北京和巴黎之间是可以比照的，“新北京”和“新巴黎”之间也存在某种参照关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侯磊虽然是在谈散文，但是他把本雅明当成他讨论的对象，实际上扩充了散文的概念，把所有的哲学、思想写作都归之于他所说的那种散文写作。这实际上弥合了我们今天的沙龙中间一个看不见的界限——写作者和评论者的界限。原先在他发言之前，我还觉得我是一个评论者，新北京作家的评论者。但当他提出本雅明也是一个写作者时，我们就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写作者，都是以各种方式的写作来参与到新北京作家的写作当中，我们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的书写者。

张颐雯老师提出了四个非常好的问题。这四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界定新北京作家群的，我总结大概是这样：第一是作家群体内部的中心和边缘的问题。有一些像乔叶、邱华栋这样比较难以界定的作家，我们怎么来处理？第二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虽然北京今天看起来是一个大都市，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上，尤其是现代文学的意义上，它其实是乡土精神的寄托——尤其是在鲁迅界定的“乡土文学”到“京派”的概念之间。第三是底层和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这两个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第四是全球化和地域性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能够提供具有具体的地域性的全球化内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交给两个作家——刘汀和婉京。他们两个的写作都是在关于新北京的空间意义上提出了很多思考。刚才几位都提到刘汀的作品《野火烧不尽》，里面有非常多的空间转换，所以我们听听他的“夫子自道”。婉京本人也有过很多空间转换的经历，而且我看她履历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里面提到她出生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周婉京：不知道这个是谁写的。）所以在她本人的空间转换当中，北京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刚才讲到的外省和巴黎的关系，在巴尔扎克们的写作当中，巴黎始终是空间迁徙的终点。而在我们的新北京作家写作当中，北京可能是起点，但一定不是终点，这也很有意思。我们听听他们的想法。

刘汀（青年作家）：

我们这个话筒特别好，像接力棒，每个人把自己的这一棒争取跑好一点。今天的作家代表侯磊、婉京和我，他俩都是老北京，只有我是后来到北京的，像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我被放在新北京作家群里，既开心又忐忑。今天只想谈几点想法，第一个是现在我们对于时间的期待或者认识，已经逐渐地淡化、消失，并转移到空间上来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已经基本终结，我们的未来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成为现在，或者未来已经被空间化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已经从时间想象变成对空间的想象。从整个世界格局上来说，前些年有关全球化的地球村认识，也正在被新的地缘政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