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学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当代史学专家王钟翰先生的《甲丁日记》手稿，因日记起于1954年而迄于1957年，1954年为旧历甲午年，1957年为丁酉年，取头尾两年天干二字，名为“甲丁”。

王钟翰（1913—2007），湖南东安人，长沙雅礼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两年，归国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为研治清史与氏族史的著名学者，著作有《清史杂考》《中国民族史》《满族史研究集》等。

王钟翰一生嗜酒，年轻时就因酒量好而广为人知，《光明日报》曾以《王钟翰：酒史一生》为题刊发长文，文中提及王钟翰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的一件趣事：

但他年轻时酒量极好，有过“饮酒败倭寇”的一席佳话：1937年，王钟翰还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因为为学校做些杂事有些收入，所以隔三差〔岔〕五就请一些同学好友进酒馆“改善伙食”。久而久之，他酒量大的名声在燕大传开了。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日本宪兵队队长华田碍于燕大教务处处长司徒雷登的面子，无法明目张胆地进校搜查抗日学生，但也经常找各种理由到燕大滋事。一次，华田要与学校的教职员工斗酒，王钟翰被同学老师推荐为代表，慷慨“应战”。十瓶啤酒过后，华田醉倒在酒桌底下，王钟翰却没有丝毫醉意，周围旁观的师长同学兴奋不已，连声喝彩。很快，一家报纸以《王钟翰怒斗倭寇》为题报道了此事。

此事灭敌志氣而长我威风，在当时的北平文史学界传颂一时，王钟翰也引以为毕生快事。

中年以后，王钟翰仍喜欢小酌几杯，《甲丁日记》中便不时有关于酒的记载。以人论，或师友聚会，或知己对饮，或一人独酌；以酒论，或白酒，或黄酒，或红酒；下酒菜或丰或俭；酒桌话题或学术或家常。在王钟翰笔下，都醰醰有味，风致悠然。

物质生活不充裕的年代，即便是大学教授，平时生活也比较简素，年节和生日便成了最好的宴饮由头，王钟翰日记中半数以上的酒人酒事都与此相关。

最早一则关于饮酒的记录是1954年10月17日的日记：“四点多潘作翰（运之之长子，师之外孙也）来催，并云今日乃伊外祖母之六十七寿辰也。略整衣冠而出，并携苹果酱一瓶，以作寿礼，因师母爱吃甜的之故。到时，汪、凌等正在里间饮宴，宴后坐谈，七点又设一席，且饮且谈，八点散席，又坐谈一小时，然后兴辞返家。”

这里的“师”指的是王钟翰的业师邓之诚，原燕京大学资深史学教授，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在北大东门外成府村的蒋家胡同二号，即今北京大学法学院所在地。而此时的王钟翰方调至中央民族学院任教，但因妻子涂荫松在北大医院工作，所以安家在北大的中关园宿舍，自己每周骑自行车去民院上班，工作日住在学校，周末或有事时回家。中关园距离成府村不远，往来便捷，王钟翰几乎每隔一两个礼拜便会登门向邓之诚请益。日记中屡以“文如师”“邓师”“文师”称之，甚至径称为“师”，是此师之区别于他师也。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师门中尤为亲密，学问授受之外，日常闲谈多人物月旦、时事品评，言语且肆无忌惮。此外，两人私交甚笃，一则日记中提到的邓之诚发妻庄宛如做寿，遣外孙邀王钟翰赴宴即是一例。值得一提的是，王钟翰日记中所说的当日乃师母“六十七寿辰”实为误记，邓之诚当日日记称“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七日星期晴暄，内子七十生日，子女来热闹一日。汪太初来，钟翰来。”邓之诚此时妻妾共处，大约不易请外客为老妻庆祝普通生日，七十整寿才值得大张旗鼓地宴请宾客，显然也更符合实际情形。祝寿者且基本是自家子女孙辈，外客只汪太初和王钟翰二人，妇人之地位如此。至于邓之诚自己的生日，自然要隆重得多，王钟翰1955年11月28日的日记，便记录了邓之诚六十九岁生日时高朋满座、旨酒佳肴的热闹场面：“五点半赴文如师之宴，六十九寿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