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作为一种高度“政治正确”的言说方式、纾解当代问题的关键契机，与其仍然深陷一种困难的、难以充分读解的脆弱现实处境之间，形成了某种“理想-现实”不可忽视的抵牾，一次又一次重新校正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声位置、批评习惯以及姿态的显隐，以期更精准地击中女性处境的痛点、打开女性的言说空间、制造更为有效的运动势能，而非仅是“女性”姿态的空转，则显得尤为重要。从以上意义出发，再来看舒晋瑜《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以非典型的女性写作-合作方式（持续二十多年的访谈）进行女性情谊、女性作家的文学生命乃至与女性有关的文学史范式的探索，就会愈发清晰地识别出这本书面对作为当代事件的“女性”时，所展开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阐释思路。

舒晋瑜以自身的阅读经验，与不同的“有关女性的写作”及“有关女性写作中的阅读经验”产生对话。在友好的对话氛围中，那些思想的洞见或盲区得以交换或补足；那些妄图过快得出的有关女性以及女性写作的结论，得以不断延宕或重新思考。若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本强烈的以“女性”为目的的访谈结集。所有有关“女性”的质地，并不刻意地被召唤，而是散布于个人史、写作史，浮现为一个个或重叠或相异的侧影。即使有对“女性”尤其是女性意识的自觉提及和想象，也主要出现于访谈序列的中后段，譬如池莉——“中国女性总是这么单纯和轻信”“女性永远都在寻找真爱，而真爱实在过于稀少”。我们很难说在“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的名目下，“女性”之于“女性作家访谈”，究竟起到了多大的结构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