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明的故事究竟有几种讲法？

按照时贤所云，大体我们会有两种讲法：其一，是照着讲；其二，是接着讲。通常，多数学者是会选择前者的路数来照着讲，亦步亦趋，不敢有半步的错路，最后，也必定会忘记自身原本秉有的一种可能性的步伐；而作为“接着讲”的后者，往往已是一个个体创造力的极限，得具有相当可敬的学术品格，譬如，一往无前的孤勇气概，理性缜密，能够直达高天之河汉的想象力与思维力，等等。但是，此两种讲法再高明，皆是沿袭后轴心时代的固有衣钵，属于文明旧传统、文化旧精神的精耕细作，其耕作的地界已被预先划定，至多是一棵苍老古树上的抽枝发芽。

鉴于当今时代的特殊条件，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考古挖掘的惊人成就，譬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与二十年代发现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二十世纪后半叶发现的甘肃大地湾与山西陶寺的太极台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上古陶玉铜、中古甲骨文、近古简牍帛，华夏文明早期的整体面容渐渐浮现在世人面前。此时，真正的学人若是具备足够的耐力与才能，其实还是有第三种讲法的，那就是——从头说，或重新说。

这最后一种讲法，难度极大，挑战尤多，引发的争论也往往最为激烈，因为，人们除了受观念系统的束缚，即习惯性认知的固化使得自身寸步难移之外，于穷源溯流的寻索当中，一旦涉及文明的远古与上古，就会遇到崖断路绝的局面，往往还云遮雾罩。这些学问，非但时段长，资料少，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先例与脚踪可循，大体属于开垦拓荒的新做法、新探索。除非心中有谱、成竹在胸，掌握了最重要的工具箱与整理第一手资料的方法论，借以辨明路标与方向；否则，容易因迷境迭生，不见涯涘而生望洋之慨，最终不得不返回自己熟悉的旧地貌，重操旧业。

当今中国的学人里面，上海的张远山先生在此一领域堪称一骑绝尘，借助考古学与遗传学的新学问、新方法，加上他原本就悟力惊人、学达性天，兼十分熟悉浩瀚的文献史之流变，耕耘几十年，在海量的上古图证基础之上，最终形成了《伏羲之道》《玉器之道：解密中国文明的源代码》与《青铜之道：解密华夏天帝饕餮纹》这三部奇异的著作。它们以上古陶器纹样、玉器纹样与铜器纹样为内容，建立知识学意义上的华夏图像学，他自己称之为“伏羲学”，其基本学问宗旨是：贯通华夏八千年史，复原华夏知识总图。

为此，张远山必须解密上古至中古大体六千年的华夏文化总基因（伏羲族的彩陶文化）和华夏文明源代码（黄帝族、东夷族與南蛮族的玉器文化），而最重要的则是对青铜器上面素称难解的“饕餮纹”进行解读，系统解开中古两千年铜器纹样的图法与制法。张远山十分重视“饕餮纹”的图像学意义，断定主体纹样的内涵为“天帝纹”。他认为，“饕餮纹”乃华夏图像的终极密码。

由于华夏图像系统是华夏文字系统的前身和源头，近古两千年的文字图书史与上古、中古的纹样图像史共八千年，就这样被贯通了。从此，来自殷墟的两大名词，有望成为相对稳定的公共知识：一是属于华夏文字系统的“甲骨文”，二是属于华夏图像系统的“饕餮纹”。这个知识总图里面存在着大量人迹罕至的神秘地带。譬如，甲骨文的研究者甚多，成果辉煌，但由于没有上古图像学的参照，能够解读出来的毕竟只占三分之一强；对“饕餮纹”展开深入研究的学者则更是稀少，而且研究成果乏善可陈。非但普通大众仅略知“饕餮纹”之名，莫知“饕餮纹”之义，即便如郭沫若、李泽厚这等第一流的大学者，他们对于青铜器的论述，对于“饕餮纹”，以及“夔龙纹”“夔凤纹”等纹理之鉴别，亦未见“饕餮”之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