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张玉能老师（1943—2022）过世的消息后，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2006年，还在我们这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某教授在文艺学研究中心主持了一个“二十世纪德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基地项目，邀请张玉能、杨恒达、方维规教授和我入伙。为了督促大家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举头望明月，低头做课题”，他决定开一个碰头会。于是，2007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聚在了一起。

会是小会，人少，加上杨老师有事没来，就我们四个人叽叽喳喳讨论了一上午。

那是我第一次见张老师。七十多岁的他专程从武汉赶来，可见他对这个课题的重视程度。而他的慈眉善目和宽音大嗓又让人一下子放松了警惕，消除了距离。于是刚聊几句，我就觉得这老头没架子，挺随和，好像另一个汪曾祺。

您还别说，拿张老师与汪老头的照片比一比，眉眼还真是差不离。当然，张老师更敦实，显然不如汪老先生飘逸。

因为要与二十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较劲，阿多诺、本雅明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而一說起本雅明，敦实的张老师就扔出了几句沉甸甸的话：“本雅明那个aura，译法乱糟糟的。我一直想写一篇考辨文章，讲一讲aura的来龙去脉，敲定一个最好的译法。现在既然要做这个课题，似乎可以动手了。”

“写啊写啊！”“现在不写更待何时？”那个时候我们仨是不是起哄架秧子，其实我早已忘却，但我的来劲却是有据可查的。第二天，大概是想起了张老师的那番话，我便写邮件向他请教：“昨天您谈起aura一词，我很感兴趣，因为做博士论文时，采用哪种译法更合适，也曾让我颇踌躇。我最终采用的是‘灵光’之译，也在注释中略有辨析。但我不懂德文，希望早日看到您的考辨文章，以为我解惑。”

当天我就收到了张老师的回复，全信如下：

赵勇同志：

你好！

谢谢你的关心，我已经于今天早上7：00准时到达武昌，半小时以后就到家了。

认识你非常高兴，而且在一个课题组，将来见面的机会就不少了。

关于aura的中译，现在是五花八门，但是，我想有一个原则：不能没有“光”，从否定层面来看，不能有“韵”。简单地说，因为aura这个词就是与光有关的，而且“光”在西方基督教之中是重要的象征，所以，本雅明就用aura来显示传统艺术的“唯一性”和“宗教仪式性”，因此，最好译为“光晕”，译为“灵光”也可以，但是绝不能译为“灵韵”“光韵”“韵味”“神韵”等等，因为那样会产生误解。韵在中国传统文论之中是有特殊涵义的，而且其中没有任何宗教意味。我早就想写这篇考辨文章，可是深怕得罪德语的翻译者。这次，我仍然是犹豫不决的。

写下这些供你参考，你不妨也给我提供一点参考。至于请教，实在不敢当，充其量也就是互相学习、切磋。

以后多联系！

祝你万事如意！

张玉能

张老师以“同志”相称虽然略显古板（后来的邮件他一直都是称我“赵勇同志”），但他的迅速回复还是让我非常开心，于是我在邮件中说：“我当时在简单的说明中也注意到了宗教意味的问题，亦觉得‘神韵’等等太中国化和古典化。但我当时还想到的是，这一词语除宗教意味外还有美学意味，所以我使用‘灵光’，亦肯定了‘灵韵’。为什么肯定它现在已想不起来了。记得最初觉得‘灵韵’一词很别扭，是汉语语境中生造出来的，但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生造，反而有了一种神秘感？所有这些当时都没有仔细考虑，现经您指出，觉得‘灵韵’之说也是有问题的，以后我得首先改正这一点。”紧接着，我举了某学者喜欢以“灵韵”行文的例子之后继续写道：“既然问题这么多，您就更应该写这篇文章了。下面这句话说得不好请您别介意：我觉得您已到了一个不必再怕得罪人的年龄了。”

那个时候，我已把我那本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送给了张老师，为了让他一目了然，我又把书中为aura做的那个三四百字的说明性注释复制到邮件里。那个注释起头便说：“aura一词很难翻译，就笔者所见，此概念的汉语译法有韵味、光晕、灵气、灵氛、灵韵、灵光、辉光、气息、气韵、神韵、神晕、氛围、魔法……”

大概是我的鼓动还有些效果，张老师决计写这篇文章了。于是他在邮件中说：

我想可能此文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会写得比较长。你就耐心等待吧！比如“机械复制时代”，实际上应该是“可技术复制时代”，一般人把-bar-这么一个后缀给搞掉了，这一下有可能又要扯到：我翻译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时，发现有人就是因为搞掉了这么一个后缀，把“审美可规定性”一词搞成了“审美规定性”，于是席勒的“审美教育使人达到自由”的思想变得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