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实先生

第一次见到陈实先生的创作是一篇怀人的散文，我很欣赏，随即把它编入《散文与人》丛刊，置于开篇的位置。像这样好的文字，陈先生却很少写。后来黄元把她诗文的结集《当时光老去》送我出版，唯见薄薄的一册，不免感到惋惜。

而译著，竟有十余种，其中译介的作家、诗人有上百人之多。陈先生用谦抑的语气说道：“我自己创作的东西不行，看了别人的书，觉得自己的比不上别人。我不如翻译别人的东西。”她不在乎自己，设想的唯是他人，是社会。戴望舒的诗：“终日，我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陈先生为了给众人献出丰美的译作，宁愿舍弃自己的创作，而始终无悔。

她是跟随戴望舒走进翻译的园地的。据她说，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著作，包括《贝多芬评传》，纯然出于友情；不过，贝多芬和罗曼·罗兰也是她所崇仰的。此后，她所翻译的文本，则完全出于个人的选择了。在老一代翻译家中，多译英美文学的名家经典，鲁迅也都曾让朋友劝说林语堂如是进行。陈先生不然，她喜欢人迹罕至的处女地，喜欢新人。在认识美国女诗人海勒之后，她提出，希望介绍一些“名气不大，但颇有才华的年青一代诗人”。她很早关注美国民谣词曲作者鲍勃·迪伦的诗歌，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指出说：“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个民谣歌手，很少留意他的诗作。”二十九年之后，鲍勃·迪伦突然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个结果大出所有人的意料。获奖理由为：“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这是诺奖首次将文学的荣耀颁给音乐人，足见陈先生的敏锐。

陈先生翻译的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未必都是她喜欢的，但她会认为，这是中国作家所需要的。不问而知，一个封闭的国度，不可能产生健全的文学。为此，她不遗余力地做引进的工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异质的资源。她默默劳作，把这当成是自己的一种责任。

后来，陈先生撇开英美文学，几乎集中全力翻译西班牙语的作品，尤其侧重拉丁美洲文学。地域不同，却同为世界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在她看来，拉美文学乃是最新进、最富有生气的一部分。可以认为，这与她对文学“现代性”的认识有关。她说，在世界文学里，西班牙语的作品“超越过英国、美国”。所谓超越性，她说是它的“表达与内涵”，“很深沉的，深层次的”。她高度评价说，其中“诗最出色，不知为什么，英美全都没有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引起的回响是巨大的。我周围的朋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百年孤独》，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成了一代青年作家的《圣经》。陈实先生对西班牙语系，包括拉美文学的看法看似偏激，意见却是独特的、卓越的。据我所知，中国文学界从来没有人这样评述过。

陈先生对拉美文学的介绍，始于智利诗人聂鲁达。出于对诗人的热爱，她年届五十五岁毅然学习西班牙语，直接从原文翻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她译介了多位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作家、诗人，成了中国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少数几位前驱者之一。

译完聂鲁达，接着译秘鲁的帕斯。陈先生倾心于聂鲁达，不只因为诗歌，还有他真诚正直的品格，称其为“我的诗人”。聂鲁达和帕斯，同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诗人，思想多有分歧，诗风也两样，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具有自觉的人类意识。她评聂鲁达：“从不宣扬国家种族界限。”评帕斯：“在他的诗篇里没有民族疆界，没有宗教信仰疆界，也没有文化疆界，释迦、老庄思想和基督精神，跟古老的阿兹特克传统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宋词论人生“三境界”，其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陈先生置身于“世界性”的高度，所以有如此开阔的视界。

《拉丁美洲散文诗选》编译了拉美五位诗人的散文诗，除了聂鲁达和帕斯，还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尼加拉瓜的达里奥，秘鲁的瓦叶霍。这些作品，散见于各人的集子中，是陈实先生从二三十部书中一页一页地查找收集的，耗费不少心血。我觉得她特别喜欢散文诗，她给散文诗下的定义颇奇特，说这是“除了要用脑去了解之外，还需要用心灵去领会的文学作品。”她看重心灵，把心灵看作人性与美的居所。

博尔赫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风靡中国，成为不少作家的偶像。有意思的是，陈实先生只是把他当作一般的作家介绍，不见得特别青睐。她认为，博尔赫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审美趣味上，都是相对保守的，甚至因他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书生。但是，对“美国诗坛顽童”肯明斯，她却懷有极大的兴趣，把他与聂鲁达、帕斯并列为自己最喜欢的三位诗人。她说肯明斯本质上是反传统的诗人，同时也是反潮流的诗人。就在传统与反传统、潮流与反潮流的矛盾中，她感受到了肯明斯诗歌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