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出海佐证了中国文学的世纪之变

近年来，日益成熟的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从早期单纯的零星版权出售，到随后翻译网站多点开花，再到当下网络文学生态的整体出海，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实现了作品的海外走红、产业的对外输出，更意味着一种由中国人创造的新的文学生活方式开始在海外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日新月异的数字网络时代，特别是划时代的AICG技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图像和音、视频）加持下，以中国网络文学模式为核心的新的文学活动模式，完全有可能给世界文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换一个角度来看，网络文学成功出海，更佐证了网络文学的大繁荣，实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世纪之变。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长期处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追赶者、学习者甚至亦步亦趋的模仿者的位置上，其影响不仅体现在作家和作品层面的文学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学生产方式上。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印刷资本主义缔造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模式，只是在网络时代到来，在网络文学在中国横空出世之后，我们才会更充分地意识到，这种根植于印刷资本主义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强势输出，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更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尽管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已经确立文艺大众化的路线，也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成功经验，但在既定文学生产方式的强大势能下，这些经验还不足以改变整个文学生态。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新的文学生产方式提供了技术条件和活动空间，这意味着文学生产已经具备了摆脱印刷资本主义钳制的物质条件，从这一角度说，网络文学的确是应媒介革命之运而生。不过，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如今世人瞩目的网络文学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更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密切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我国对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产业的有力推动和全面铺开，我们如何能够在全国几乎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乡村随时随地实现上网？如果没有新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们如何能够拥有具备数字读写能力的以千万计的网文作者和以亿计的网文读者？最后，如果没有文艺大众化路线的持续指引，网络文学产业从何获取如此高涨的群众性创作热情和阅读需求，又如何可能迅速获得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充分扶持？这些都足以说明，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天成，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等多个层面持续努力创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