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经沦陷的香港，宵禁中黑夜格外漫长。两位滞留在港的朋友无事可做，只能在黑暗中长谈等待黎明。其中一位是知名报人、《光明报》经理萨空了，当时他正在读英国报纸发展史，于是顺便谈到中国“最早的报纸”，在萨空了的记忆中，那应该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启蒙画报》：“这个画报灌输了许多科学常识给我，像瓦特因为水沸发明蒸汽机，世界人种的分类，五大洲的形状，我都是由该画报而知道的……《启蒙画报》，在北方是一个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令人惊异的是，与他对话的朋友，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告诉他，《启蒙画报》的创办人彭翼仲是自己的姻伯与启蒙老师。小时候，梁漱溟几乎目睹了每一期《启蒙画报》与《京话日报》的印刷！萨空了大为惊叹，他感慨说：“彭翼仲是我在很小的时候，便留有强烈印象的一个新闻界前辈……在文体上讲，用通俗文字，在报纸上述说大道理，他也是开山大师，可是这个名字已渐在中国社会中被遗忘了！”（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

萨空了的感慨正好描绘了一条路线图：《启蒙画报》对科学常识的普及——彭翼仲《京话日报》为代表的清末启蒙运动——舆论版图中心转移，彭翼仲的名字也“被遗忘了”，这正是清末民初北京启蒙运动与舆论版图的变化轨迹。

北京的报业，清末时期基本集中于琉璃厂尤其是五道庙一带。一九0四年，彭翼仲从儿童教育入手，渐及“开民智”与“开官智”，先后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此时的北京，称得上现代报纸的，无非是日资的《顺天时报》（一九0一年创办），德资的《北京报》（一九0四年创办），前者馆址在北新华街（“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一家”），后者馆址在琉璃廠，彭翼仲创办的三种报纸（包括他自办的“蒙养学堂”），馆址在五道庙路西。邻近的此前黄中慧创办的《京话报》（停刊于一九0二年），设在琉璃厂工艺厂。而以京话日报馆为起点，向西北则有早年位于安徽会馆的强学报馆旧址，向西南则有位于魏染胡同的京报馆，以及位于棉花头条的林白水旧居（《公言报》《社会日报》）。因此，绘制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版图，当以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

二

琉璃厂五道庙会成为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版图中心，是清中叶以后北京的文化格局决定的。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大工程，导致全国的图书都涌进北京，涌向琉璃厂。当时四库全书馆的工作方式，是把琉璃厂书店当成图书馆来使用。

另外一个因素，是琉璃厂五道庙紧邻韩家潭等著名的八大胡同，再加上前门之外有多座戏园子，周边又星罗棋布着五百多座会馆。书店、妓院、会馆与戏园子，构成了我们今日称之为“宣南士子文化”的主体氛围，也建构了清末民初北京的公共空间。近代报纸一旦形成，自然以此为发源地。张恨水《春明外史》描写的报人生活，就是这种空间内部不同部分（报馆、会馆、酒楼、妓院）相互呼应的写照。

《京话日报》领衔的清末北京启蒙运动，也继承了这一公共空间既有的形式与路径，如茶馆发展出的阅报处与讲报所，由戏园子演出衍生的启蒙演讲，包括由彭翼仲与其出身妓院的妾室段耘蓝共同倡议发起的济良所，都与宣南公共空间的构成与特点息息相关。像本是教书先生的醉郭，庚子事变后痛心国事，自发在街上宣讲圣谕，《京话日报》创办后，他又开始义务讲报。彭翼仲索性雇他当了《京话日报》的讲报员。醉郭无儿无女，去世后葬在陶然亭，很多北京市民怀念他，视他为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城市英雄。

而梅兰芳一九一四年搬演济良所新闻的《孽海波澜》，不但呼应新闻时事，紧贴市民生活，而且请到了彭翼仲等当事人到场，据说连剧中被拐卖的某妓女都潜往观剧。这出戏在北京上演的盛况，可以看作清末北京启蒙运动的余韵，也可以视为宣南公共空间的又一次资源整合。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京话日报》发起的启蒙运动，面对的正是庚子之后，袁世凯从天津引入北京的现代警察制度。无论是协巡营帮统杨钦三接受彭翼仲的建议，设立济良所救助被拐妓女，还是外城巡警厅听从《京话日报》的倡议，奖励上演《女子爱国》的义顺和班一面银牌，甚至彭翼仲在家门口被尽忠职守的巡警拦住不让通行，都反映了清末新政之后，城市管理者与舆论界之间的新型关系。

三

当彭翼仲一九一三年从发配地新疆回到北京，试图重办《京话日报》，他发现北京的舆论版图已经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