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写道：“士的阶级是中国问题的一大枢纽，解决了它就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救济了士的阶级就是救济了中国，至少也可以救济我们，使政治上较为清明。”杨国强最近出版的《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就是以重构士的阶级的前世今生和新陈代谢为理解清末民初中国的一大枢纽，该书以科举停置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作为关键问题，重点讨论了科举、学堂、新学生、大众媒介、城市和新知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瞬息万变而面目模糊的公共形象，并引出在中西古今的交冲对撞之中，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嬗变等学术议题。

在杨国强看来，隋唐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里，清议和科举已深度交融，共在一个过程之中。因此科举制造就了传统士大夫整体的道德状况：“科举以经义取士，清议以义理衡人，皆同出一个源头之中。前者的选官以经义为本，能够助成个体向善的内在自觉，但就整体而言，以文字为试，则其限度在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两头之间遂以隔了一层为常态。而后者的清议成为制束，本质上已是一种以义理为天下之公器的人人制束人人。从而为清议所不容，便是为人人所不容。因此，比之个体向善的内在自觉，这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外在压力，顾炎武称之为‘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这种‘怀刑之惧’和‘耻格之风’，都是以整体为对象而言的人在压力之下的自为收敛而不敢放逸。而后是清议施之于个体的制束，最终都转化为对于士人整体的德性造就。”可以说，科举制度从经典文本的格义和士人的道德践履出发，构造了一种以道德自觉和清议意识为内涵的精英文化，科举制在间接意义上也起到了广开言路上达民隐的代表制作用。文化比政治更有尊严，传统中国形成的以科举功名为表征的“贵”和以财富积累为标志的“富”的区隔，也在制度设计上保障了读书人最后的尊严，并避免了现代社会常见的权力渗透一切而赢者通吃的局面。杨国强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架构的特质是兼有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双重身份和责任的士大夫群体，构成生生不息的文官政府，维持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和延续，这也证明了传统中国文化比政治更具有内在价值的特质。钱穆还曾经讨论中国文化的调适之道，面对道德缰绳对士人的捆缚，猶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文人文化对于士人的滋养。可见，士大夫构成的中间力量不仅维系了传统中国的长期稳定，而且文化的弹性和多元也维系了其自身作为一个阶层的平衡感。

而这种体系和稳定的力量到了清末科举停置，就遭受了巨大的侵蚀乃至毁灭。杨国强从历史的长时段和大视野出发，洞察到科举停置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秩序何以失序。这种失序就表现在传统中国以科举制度为社会枢纽，政府面对社会是有序开放，从而促进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上下流动（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和政治参与的适度开放，这在何炳棣等学者的著述中都有论述），而到了科举停置后的清末民初，新式知识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政治空间遭受挤压的过渡时代，大量学习新知、怀抱希望的知识人却找不到社会晋升之路，反而沉积在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边缘，常常就会滋生普遍的戾气、愤懑和虚无感，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读书人就因此而嬗蜕成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力量，这是知识人社会角色和功能的一种异化。在杨先生看来，正是科举停置割裂了文化与政治之间规则化、制度化的有效联系，导致曾经长久地维持人世间的常规和秩序的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力量——士绅阶层，激变成了最不稳定的力量。他们聚集在城市、新式学校和报馆等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成为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中心，城市取代乡村成为社会风潮和政治风潮的聚集地。也就是说，知识人一方面因科举停置而被逐出权力中心，呈现出整体上的边缘化；但另一方面，按照张灏先生的看法，依托于新式媒体、学堂和学会而聚集的知识人，又获得了一种在传统中国不具备的社会影响力。

更为复杂的是，清末民初这群读书人的知识观念、政治意识与政治地位、能力错位之后带来了整体上的亢激和多变易变。他们在一个天崩地裂的过渡时代试图重建社会中心，引领时代风潮，而这个时代的千疮百孔也给了他们很多自由呼吸和表达的罅隙，但就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言，他们是一批观念上的政治人，却从未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生活过一天。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弥漫着一种施密特式的政治浪漫主义的气质，而欠缺韦伯所言的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审慎、冷静、切实的热忱和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