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六年六月十六日的清早，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基什（Gich）村庄被一群手持棍棒的人包围了，他们是塞米恩（Simien）国家公园的护卫，任务是把这个位于三千八百米海拔的、有两千五百零八名村民的村庄迁走。村民只得配合，当晚，他们被重新安置在三十五公里以外的城市。当他们被强迫搬走之后，邻近村庄的人来到这里搜刮一空。基什人不得不适应城市生活，有村民说：“我受不了了，要么死，要么回去。”

塞米恩并非孤例，在非洲大约有三百五十个国家公园，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住民都被赶走了。贝宁有一半国家公园如此，卢旺达有百分之四十，坦桑尼亚和刚果（金）有百分之三十。整个二十世纪，共有约一百万居民从这些公园被撵走。而在还可以继续居住的国家公园内，很多种植业、畜牧业与捕猎活动都被禁止，违者罚款甚至坐牢。这种保护政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WWF）、世界自然保护联盟（Un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a Nature，UICN）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制定的，试图把非洲的国家公园变成无人之地。如果说独立出来的原殖民地国家顺服于国际组织的要求尚可理解，埃塞俄比亚的有趣之处在于，除了在“二战”中被占领，它一直处于独立状态，却也遵循这套逻辑，在自己的国土上开辟不准本国人居住的国家公园。来自法国雷恩第二大学的当代非洲史专家纪尧姆·布朗（Guillaume Blanc）出版于二0二0年的《绿色殖民主义》，就要质询这种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与城市化，使欧洲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于某种怀旧的浪漫主义情结，受到冲击的欧洲人在非洲找到了已经失去的原始生活。西方旅行文学把非洲建构为一个没有人的伊甸园。斯坦李和李文斯顿一八七二年会师于坦葛尼喀湖，大批报纸追捧他们的游记。一九0九年，西奥多·罗斯福把乌干达描述为大花园，认为是未开化的部落摧毁了森林。一九三六年，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描绘了仙境般的非洲，狮子、猎豹、大象、野牛和黑犀牛作王。次年，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创作了《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 ）。故事发生在肯尼亚，她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景象，年老的当地人和年老的灰色大象很相似，都是风景里的大象。这些文化产品把非洲描述为处女地，自然和动物才是国王，人在其中则没有什么位置。“二战”后，无论是罗曼·加里（Romain Gary）的《天空之根》，还是一九五0年手冢治虫的《森林大帝》，都延续了这种想象。后一部漫画即是迪士尼《狮子王》的原型。在《狮子王》中，非洲是动物的天堂，人反而成了入侵物种，打破了生态平衡。

文艺作品塑造了一个非洲伊甸园，那么，是谁破坏了伊甸园？殖民者认为当地人应负责，而实际上，殖民活动带来的破坏更大。在十九世纪，以象牙贸易为例，欧洲与非洲的捕猎者们为此杀死了约六万五千头大象。一个科学家可以一个月内往柏林自然博物馆送去六十匹斑马。欧洲人带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非洲破坏更多，铁路使得殖民者得以进入内陆，使森林消失速度加快。从一八五0到一九二0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共有九千四百万公顷森林变成了耕田，是之前一个世纪的四到五倍。然而，殖民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过来指责当地人，并建立保护区来驱逐、控制当地人。

为此，殖民者发明了一些“科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法国植物学家研究西非农村时，发现村庄被一条细的森林带环绕，村庄之间则是热带草原。学者们发明了一种“原始森林”理论：本来存在的大片茂密森林，被原住民破坏了。但实际上，在半干旱地区，是村民先通过种植作物改良土地，然后利用草原上的洪水，在村庄周围种树。因此，原住民并没有损坏生态，反而是人越多的地方树越多。“原始森林论”现在还有效果：联合国的专家就认为，在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百分之九十的原始森林已經消失；实际最近两个世纪以来，该地区森林覆盖率在上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格里布地区的荒漠化也被归咎于部落放牧，事实是有些植物如果不去吃，自己也会慢慢死掉。殖民者的科学家在发明这些理论的时候大多从眼下的观察出发，对于殖民时代之前的情况并没有用数据来证明。

一八九二年起，英国和德国在各自的东非殖民地上建立了一些保护地，出售打猎许可证以保护动物。当殖民者建立狩猎保护区时，他们也发明了好猎人和坏猎人的神话：好猎人是白人，他们用枪和勇敢猎取战利品；黑人正好相反，他们不是为了战利品而是为了食物，不是用枪而是用矛和弓，不勇敢且残忍。欧洲是一个由好猎人塑造自然的国度，而非洲则是一个自然的、未被触碰的大陆，当地人都是偷猎者。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解释说，西方作家塑造了一个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东方人”形象，成为殖民主义进行干涉的意识形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