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内有一个关于简·奥斯丁的读书小组，那么黄梅就是最为理想的带读人。无论是她给《简·奥斯丁的教导》作序，还是和学生龚龑合作出版《奥斯丁学术史研究》 （著）和《奥斯丁研究文集》（ 编选），都显示了很高的水准。新作《奥斯丁问题：“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是她奥斯丁三部曲中的收官之作，副题中的“群己之思”使读者联想到严复所译《群己权界论》，预示此书将涉及社会语境下的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何为幸福等话题。书用六章各评析一部奥斯丁小说，处处可见作者与当今英美奥斯丁专家机敏，甚至尖锐的对话。它突出了普遍性的议题，道德关怀也具有更加宽广、纵深的历史和社会维度。可以说，它是黄梅二十年前《推敲“自我”：小说在18 世纪的英国》一书的续篇。

一九八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出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请英国文学前辈学者朱虹写了精彩的序言。黄梅“文革”初期就读过其在五十年代的译本，当时甚至生出要读原著的念头来。这位初中刚毕业的“准反动分子”经过一番犹豫，鼓起勇气去文津街老北京图书馆借阅，“当我捧着那本书走进大阅览室的时候，心情轻松得近于欢跃”，于是就“借助先前读译本得来的印象囫囵吞枣地朝前奔去了”。她递进借书单后，已做好准备，工作人员若起疑盘问，她就撒腿飞逃！

社科院外文所的英美室与奥斯丁特别有缘。黄梅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留所后就参与了朱虹编选的《奥斯丁研究》的翻译。这本论文集的译者以外文所英语专业人士（如文美惠、杨静远、葛林、赵少伟、薛鸿时、董衡巽、冯钟璞、张玲、刘若端）和黄梅的同学为主，黄梅译的是阿伦·麦基洛普的《〈诺桑觉修道院〉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这本书也收了D. W. 哈丁的两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有节制的憎恶：奥斯丁作品一面观》（译者象愚），该文揭示奥斯丁小说中的灰姑娘主题，后来成为黄梅英文博士论文（拉特格斯大学一九九0年出版）研究的对象。

杨绛一九八二年发表《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一文，意在回应很多文学爱好者和少数非英文专业同仁心中的疑问。一九七九年电影《简·爱》在我国公映，产生轰动效应，第二年祝庆英的小说译本问世，风靡一时。《傲慢与偏见》以喜剧性的反讽为基调，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受到英文系师生的偏爱，但是不像《简·爱》那样充满“心灵的剧烈而隐晦的悸动”（夏洛特·勃朗特语），对七八十年代之交期待作品中有宏论的广大读者而言，就少了一点震撼力。因此，说一说奥斯丁究竟好在哪里，还是大有必要的。杨绛文中这几行字道出奥斯丁叙事的特点：“奥斯丁无论写对话或叙述事情都不加解释。……她让读者直接由人物的言谈行为来了解他们；听他们怎么说，看他们怎么为人行事，而认识他们的人品性格。她又讓读者观察到事情的一点苗头，从而推测事情的底里。读者由关注而好奇，而侦察推测，而更关心、更有兴味。因为作者不加解释，读者仿佛亲自认识了世人，阅历了世事，有所了解，有所领悟，觉得增添了智慧。所以虽然只是普通的人和日常的事，也富有诱力；读罢回味，还富有意义。”换言之，奥斯丁在作品里是隐身的，她只讲故事，再现对话，不像夏洛特·勃朗特那样（借人物）发议论。杨绛的剧作在四十年代就扬名上海，戏中的角色也是观察到一点苗头，“推测事情的底里”，可见这是作家的经验之谈。

难怪弗吉尼亚·伍尔夫颇有同感：“简·奥斯丁实际上比表面看来要远远更为通达人情。她督促我们把小说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补充起来，她写的是区区小事，然而这小事又包含着点儿什么——它在读者心中扩大发展，变成具有永恒形态的生活场景。”伍尔夫在评奥斯丁早期小说《沃特森一家》时说了这番话，她发现“这部未完成的而且基本上又是属于次品的小说里，业已具备了构成简·奥斯丁之伟大的一切因素”（刘炳善译）。伍尔夫甚至断言，奥斯丁十五岁时写的《爱情与友谊》已经不听作者本人情感的支配，“丝毫没有流露出牧师女儿简·奥斯丁由于自己受人冷落因而心怀怒气的任何痕迹”，书中响彻了笑声，笑别人，也笑自己。然而那些女性体贴周到，不因个人的挫折怨天怨地，长歌当哭，如《劝告》里的安妮“身遭不幸，对于别人的幸福和不幸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同情”。伍尔夫在另一篇文章里还把奥斯丁和夏洛特·勃朗特比较一番，指出奥斯丁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有着千千万万个切面”，他们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走来走去，而且通过“对许多不同的人（这些人如同许多镜面，反映出他们的全貌）所起的作用，变得十分复杂”，而后者浓缩起来的所有力量“全都投入了这样一句话：‘我爱’，‘我恨’，‘我痛苦’”（《勃朗特姐妹研究》，杨静远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