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的新著《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以下简称《终始》）与其《土著之学：辅仁札记》《“口耳”之学：燕京札记》，构成“历史的掌纹”三部曲。后两部关注的是folklore 这一研究路径，侧重于文学和历史学的民俗学；《终始》则聚焦于folkways 这一研究传统，着重发掘被历史尘埃淹没的社会学的民俗学。

相比于惊涛骇浪，暗流涌动更让人着迷，因为它充满了未知与无形、遐想与冒险、危险与勇敢、征服与挑战。学术史研究亦如航海行舟，如果仅仅看到令人膜拜的学术大家、光鲜亮丽的学术门派和魅力突出的学术主脉，而看不到背后庞大的默默付出的科研学者、勤勤恳恳的学术团队和厚积薄发的学术支脉，不仅容易误解、歪曲和扭曲学术史的发展历程，而且容易颠覆学科研究的基础、削弱开拓创新的精神。因此，从事民俗学学术史研究，应该多关注一些“小”人物、“小”事件、“小”团体和“小”历史，这不仅是民俗学学术研究的“灵魂”，更是支撑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命门”。

一、人：“发掘”遗忘的学者

按照陈寅恪的说法：“解释一个字，就是作一部文化史。”换个角度思考，研究一位学者何尝不是研究一部学术史？学者的学术思想必然扎根于学术史发展脉络之中，并且通过学术的传承和师门的经营深刻影响后来的学术发展。近些年来，社会学界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解读，民俗学界關于钟敬文学术思想的阐发，都是最好的例证。不可否认，费孝通、钟敬文执一方牛耳，但是学术“聚光灯”过于集中，不仅会带来诸多学术偏见，而且会淹没掉其他学者。

《终始》一书重新梳理了早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更关键的是重新释读了“大”“小”学者的民俗学研究思想，主要贡献如下：

一是重新阐述了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习惯性以为这些学者是归属于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却忽视了他们对民俗学的重要影响。这一研究颇具新意，让我们对这些“大”学者的研究经历和学术思想有了更为深刻、完整的认识。

二是在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下，重新解读了许仕廉、杨开道、李安宅、赵承信、杨迪、黄石和杨堃的学术贡献。尤其是，本书花了大量篇幅论述杨堃的民俗学译述和民俗学研究，及其对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的倡导，以往学术界很少关注这一点。

三是探讨孙末楠（William G. Sumner， 1840-1910）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影响。以往，很多学者（包括本人在内）习惯性认为，一九九四年高丙中出版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解读孙末楠的folkways 论，推动了民俗学走向日常生活，这是孙末楠的学术思想系统性引入中国学术界的开始。但是，岳永逸通过系统性梳理，不仅论述了孙末楠的学术论著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被中国学者所译介，还道出孙末楠对燕京学派早期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深度影响。

四是发掘出一大批从事民俗学研究的燕大学生。除了黄迪、李有义、陈永龄、李慰祖等少数人被学术界所铭记，其他如张南滨、邱雪峩、王纯厚、郭兴业、周恩慈、石堉壬、孙咸方、陈封雄、权国英等，则几乎未有人关注。这些人或离开学术界或转换研究领域，其学位论文长期尘封于图书馆，没有公开出版，导致这批珍贵的学术材料一直蒙尘。这批燕大学生的学位论文，忠实记录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学术探索以及社会抱负，更是奠定了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的学术根基。

二、学问：“打捞”遗忘的学术传统

学术传统的传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依靠时势背景的烘托、政治权力的帮衬、师生关系的代际传递和师门派别的鼓吹经营。也正是因为有众多因素的影响，一旦中间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很容易造成学术传承的断层，甚至是中断，以至于被遗忘。

现在，很多学者觉得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民俗学深陷学术危机，此时逐渐被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所影响，完成了从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的学术范式转型。但是，《终始》一书告诉我们，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燕大师生就开启了这一进程，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岳永逸穿梭于中西古今之间，抽丝剥茧般“打捞”出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丰富了我们对早期中国民俗学文化图景的认识和了解。大体来说，包含三个步骤：

首先，发掘燕京大学学位论文资料，夯实学术传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