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这是民谣乐手张玮玮与郭龙在演唱自己的专辑《白银饭店》时一段描述自己家乡甘肃白银的开场白。他们感性的文字隐秘地点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征：在国家力量的指挥棒下，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对于工业边疆的拓荒。他们在那里生根发芽，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式的“锈带”（Rus t Bel t）文化。近年来东北文艺作品的复兴也体现出，这种文化逐步进入主流舆论的视野。如果将审视的眼光继续扩大，就会发现此类故事有着更广泛的地理范围。西至前民主德国的钢铁小城艾森许滕施塔特（旧名斯大林施塔特），东到拥有造船巨头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雄心勃勃的苏联式的工业化计划几乎在亚欧大陆、横跨两大洋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印记。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者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磁山：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a Civi l i zat ion ）描绘了苏联早期工业化的全景，这部著作特别聚焦于苏联政权建设“钢城”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努力。尽管其建设过程充满挑战和混乱，但马钢城象征着苏联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和英雄主义。刘易斯·西格尔鲍姆（Lewis Siegelbaum）则在《为同志们定制的小轿车：苏联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Cars for Comrades：the Life of the Soviet Automobile ）中探讨了陶里亚蒂的发展，这是苏联后期发展和稳定时的工业典范。

与马钢城的临时居所和强制劳动不同，陶里亚蒂采用了更专业的规划，吸引各个民族的年轻人成为新市民，成为“苏联人身份认同”（Homo Sovieticus）的典范。这两座城市分别代表了苏联不同时期的工业化策略，展现了国家策略和社会变迁的多样性。

但当苏联解体、整个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孤岛式的工业城市的竞争劣势便被无限放大。工人能够领到微薄的薪资已是不易，更遑论继续享受企业原本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对于庞大的工人阶级来说，社会身份的陡然变动，或者说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往往让他们有相比于其他阶层更明显的感知。一种带有确定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远去，很多人不得不鼓起勇气重新面对新的挑战。那么，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如何处理这种巨变？杰里米·莫里斯（Jeremy Morris）对于距离莫斯科不远的卡卢加地区的沉浸式的人类学观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角度（《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俄罗斯边缘地带的工人阶级社区》，Everyday Post-Socialism： WorkingClas s Communi t ies in the Rus s ianMargins ）。依靠着非正式网络中的临时工作机会，以及后续外资的引入，工人阶级仍然能够在急速下坠的生活中找到一些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