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四0一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以“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的名义向明朝遣使正式恢复官方通好开始， 截至一五四七年大内氏派出的最后一次遣明使，日本共向明朝派遣使节十九次。日本与明朝的官方交往意味着重新回归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以朝贡国的身份往来于明朝。由于明朝实行薄来厚往的朝贡政策，赏赐礼品的价值远高于贡品，且在朝贡过程中还可以进行贸易，故朝贡国往往将朝贡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日本遣明使从九州福冈出发，利用春季或秋季的季风漂流至宁波，在宁波利用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遣明使团多时船只达十艘，人数一千多人，到北京朝贡人数几百人。这些遣明使成员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在北京朝贡时的观察和描写既可补充国内史料的阙失与不足，也有助于从异域的视角，加深对明代中国及北京的认识，更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的绝好材料。同时，对日本遣明使记述中国之行的材料中折射出的日本人内心情感变化和若隐若现的自我形象做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持续几千年的中日关系的某些特性，理解日本对中国复杂的民族心理，更能揭示其在“自我”和“他者”相互审视中生成的过程。
现存遣明使记录中国之行的文献主要有《笑云入明记》《唐船日记》《戊子入明记》《壬申入明记》《初渡集》《再渡集》等，在日本中世的其他文献中也能零散地看到对遣明使的记载。《唐船日记》《戊子入明记》《壬申入明记》等是入明文书的记载，故本文主要以笑云瑞的《笑云入明记》和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再渡集》为中心来论述。《笑云入明记》也被称为《允澎入唐记》，主要记述了景泰四年（一四五三）以东洋允澎为正使出使明朝的过程。东洋允澎在景泰五年（一四五四）五月从北京返回宁波的途中在杭州病逝。《初渡集》 《再渡集》分别记录了策彦周良于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两次分别以副使（正使为湖心硕鼎）、正使的身份出使明朝的经历。北京之行对遣明使来说是中国之行的重中之重，集中体现了他们对明代中国的认识及对本国的重新审视。因此我将重点放在遣明使笔下的北京之行，揭示他们在与“他者”明朝交往过程中的民族心理，探究他们通过“他者”反思“自我”的情感历程。
一、入京前的交涉与抗议
日本遣明使团到达宁波之后，需接受明朝相关机构对携带物品的检查，然后才会被允许入住驿馆休息。明朝相关机构将使团携来的勘合文书与保管在浙江布政司的勘合做核对，查验贡物并封存于府库，使团携来的兵器、船具等也会被临时管制。与此同时，宁波地方官员将遣明使来朝的消息报告朝廷，遣明使团便在驿馆中等待允许上京的诏令。日本遣明使进京路线基本是确定的，从宁波出发到达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过嘉兴、苏州、常州等地，跨长江北上途经徐州、济南、顺天府等，抵达通州张家湾，然后在张家湾乘坐马车进入北京城。据《笑云入明记》的记载，景泰四年四月二十日遣明使一行入住宁波安达驿，五月三日官人陈氏前往北京上奏日本进贡船八艘来之事，五月二十七日宁波地方官员在备茶饭宴请遣明使之时，北京礼部札至，内容为已知晓日本国进贡船来朝，速令动身前往北京。七月十一日陈大人自北京归。八月六日遣明使从安达驿出发，各乘船出发前往北京。笑云瑞一行到达宁波之后，截至允许进京的诏令下达大约有一个月左右，接到诏令到出发进京花了两个月左右，主要是进京贡物的准备以及宁波官员的宴请送行等，其间还记载了六月二十六日驿丞官送琉球使上京之事。这两个多月除了为进京做准备之外，遣明使還利用空闲期间游览宁波当地的寺院。
笑云瑞一行在宁波期间适逢景泰皇帝之寿诞。皇帝的诞辰日在明清时代也被称为万寿节，取万寿无疆之义，与元旦、冬至并称为三大节日，也是古代全国性的重要礼仪活动。《笑云入明记》记载，在皇帝寿诞之前各个地方要练习相关礼仪以便在寿诞之日行礼，包括外国使节。景泰帝的寿诞为八月三日，当日府官及诸刹僧众皆趋天宁寺而讲礼，然而日本遣明使却因雨不起未去，致使负责人陈内官大怒。《笑云入明记》并未记载遣明使的心理活动，也可能只是假借下雨之名抗拒这种礼节活动。
虽然策彦周良在嘉靖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已抵达宁波，但由于受一五二三年“宁波争贡之乱”的影响，迟迟得不到进京的诏书。“宁波争贡之乱”起因于日本大名大内氏和细川氏争相派遣对明朝贸易的遣明使，两团在抵达宁波之后因勘合符效力而引发冲突，导致大内氏的谦道宗设等人与细川氏的代表鸾冈端佐等人武装冲突，殃及宁波一带居民，甚至出现明政府官兵战死的情况。此后明朝对日本的警戒提高，策彦周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入明的。因在宁波等待太久，策彦周良分别于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七日呈书于宁波的太监，多次请求进京的日期。直到八月十六日他才得到允许上京的诏令。因明廷担心日本人再次发生骚乱，故这次遣明使的北京之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戒备，在北行途中许多城池不允许日本人进入，策彦周良在《初渡集》中多次表达过对不能进入杭州城的抗议。牧田谛亮认为，与笑云瑞一行进京路线不同的是，策彦周良一行绕开了沿途许多繁华的城市，这是明朝护送人员为了方便警戒故意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