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农村调研时，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陈瑞燕常在村里老农身上感受到对“离婚现象”滔滔不绝的关切。

“离婚”成为继“光棍”之后，农村的又一婚配困境。

不同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尤自2010年起，随着务工群体人数进一步扩大，农村离婚潮尤为显著，群体特点也鲜明：离婚夫妻以青年为主，婚姻持续时间短，且提出离婚的主要是女性。

以甘肃庆阳为例，2018年时，农村女性平均离婚年龄已逐年递减至35.7岁；此前7年间，由女方先提出离婚的占比超八成。

在婚恋自由的现代，人们有自主选择权，但在相对保守的农村社会，是什么推就了离婚潮，又为什么是女性主导了离婚？离婚之后，农村青年男女过得更好了吗？理解村庄的家庭巨变，需要找到其中的风险因素，因为它充分展现了农村夫妻、婆媳、亲子关系如何被微妙地重构，又生出哪些新隐患。

离婚的复杂光谱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师班涛是一名农村家庭社会学研究者，过去10年间，他在全国20个省市100多个村庄驻村调研，也很早感知到农村离婚率显著增长。他在陕西眉县调研发现，一对农村夫妻因为媳妇花钱不够节省引发夫妻争吵，媳妇跑回娘家，坚决要离婚，丈夫公婆反复劝说无效，婆婆于大年三十投水自杀。

极端案例不仅表明农村婚姻关系已不像过去那般稳定，也反映出农村家庭关系的新变化。班涛发现，从离婚发生的原因来看，城郊村以日常生活摩擦型居多，远郊村则以男性经济贫乏型居多。

在城郊村，家务和育儿是日常生活摩擦的主要来源。“我们现在问的年轻女孩，最反感的就是丧偶式育儿。”班涛对南风窗解释。

城郊女性往往更早受现代观念影响，突破了“相夫教子”的传统分工，不愿成为家庭保姆，也要求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生育后有返回职场的计划。而当男性保留着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但又表现出懈怠时，摩擦就此产生。以生育为节点，婚后2～3年是高敏区。

相比之下，数量更多的中西部远郊村，更容易因为“贫贱夫妻”而离婚——首要因素是经济条件，其次才是性格不合、身心缺陷、出轨暴力赌博等恶习。

班涛告诉南风窗，典型如华北农村，因为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农村女性有更大的择偶空间，对男方经济条件也提高了要求，进城买房几乎成了标配，倘若达不到，就会加剧离婚风险。

而造成农村男性婚后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婚前约定的高额彩礼。

班涛对南风窗举例：“我的安徽淮南老家，彩礼就要二三十万，要在县城买房，那至少要五六十万，首付基本上是男方父母出的，还有相应的酒席三金等婚庆开支，至少大几十万是肯定要的……男方家庭很少有因为孩子结婚不负债的，尤其在北方农村，出现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而不再提原来的‘多子多福’。”

在远郊村，本地务工机会少、收入有限，为了还债还贷，男性普遍外出务工。为“挣老婆本”和“减轻债务”的努力，是过去20年间，1.7亿外出农民工大军的家庭动力——但外出务工的一大风险，是大量农村夫妻长期分居，而长期分居是婚姻越轨的温床。

过去，离婚有损声誉，但如今情况不同了。离婚的阻力大大削弱，离婚从家族、村庄的公开事务，变成个人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