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故飙升 |

1999年夏天，德博拉·库尔斯告别了纽约，迁居马里兰州。她从医学院毕业已有几年，在巴尔的摩的亚当斯·考利休克创伤中心获聘外科进修医师一职。该中心由一位急救医学先驱创立，是美国最忙碌的创伤中心之一，平均每年要收治近8000名患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入院时正挣扎在生死线上。

库尔斯自认为已经作好了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当年她31岁，是从银行经理转行学医的，比大部分住院医师年长不少，定力也更强，哪怕现场乱成了一锅粥，她也能以超常的冷静投入救治。然而，休克创伤中心头几个月的经历还是让她的意志备受考验。该中心收治的本地汽车与摩托车事故伤者比例极高，而且并不是每一个都救得回来。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有幸生还的和送往地下停尸间的几乎一半对一半。

库尔斯曾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实习，学会了如何处置穿透性创伤，如刺入伤、贯通伤、枪弹伤。现在她又开始接受钝器伤的救治训练，此类伤势的确诊难度往往要大得多。枪弹伤通常显而易见，外科医师一眼就能看见那些边缘不规则的穿孔；而在车祸中遭到撞击的人经常会留下难以辨别的内伤，未经特殊训练就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

“假设你坐在一辆开得飞快的车上，这时车子猛地一下停住了，你身体里那些柔软的器官，像肠子、肾脏、肝脏什么的，它们可不会立马停下来。”库尔斯描述道，“这是基本的物理现象。”她继续举例，“还有，我们的脑子是浮在脑壳里的，周围充满了脑脊液。想想看，要是脑壳在车子里撞来撞去，或者车顶凹陷下去砸在司机头上，会怎么样呢？也许表面上看问题不算大，但实际上那个人很可能快要死于内出血了。留给你抢救的时间并不多。”

在休克创伤中心，库尔斯的一位同事主张，在评估事故伤者的过程中应详尽收集一切相关信息，无论是伤口的大小与范围，还是体内致醉物的数量，均应存档备查。“这批数据很有意义，能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库尔斯评价道，“比如，可以对车祸的普遍性后果进行量化。我们日常接触的一个个病例经过统计之后，某些问题的严重性自然而然就暴露出来了。”库尔斯解释说，一个13岁女孩在翻车事故中摔断脖子或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能证明每年有几十个孩子在类似车祸中受伤，那就另当别论了。

2000年，库尔斯移居拉斯维加斯，在内华达大学医学院就任创伤重症监护室主任兼外科助理教授。在新的岗位，她对数据的重视依然如故。她发现，单靠本州年度交通事故伤亡报告等公开信息，对调研工作帮助不大。交通运输部就每起车祸公布的细节或原因通常少之又少。“那时候我变得很擅长搞突袭式采访，到处挖掘相关信息。”库尔斯说。很少有人让她吃闭门羹。内华达各创伤中心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为她提供伤情数据，执法机构则把车辆拦停处理报告发给她作参考。

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在拉斯维加斯，只有赌城大道周围集中了一些错综曲折的街道。出了这一区域，平直宽阔的道路比比皆是，“勾引”着驾车者们狠踩油门。此类道路无疑最容易发生伤亡事故。在车速较慢的路段，停车标志灯或红灯失灵以及行人与车辆距离过近，是严重车祸的两大肇因。库尔斯也观察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措施：拉斯维加斯大道在架设了一系列人行天桥后，行人死亡事故减少了；在原本畅通无阻的路段增设交通信号灯，则可抑制司机们的“飙车欲”。

总体而言，从2010年到2019年，内华达州的严重伤亡事故先是逐年递减，随后趋于平稳，与全美的趋势大致相符。新车不论价格高低，几乎都将全车安全气囊作为标配；倒车影像系统及车道偏离传感器与盲区传感器的生产成本也纷纷下降。新技术的应用增强了驾车者对车辆周边的感知能力，而且大大降低了事故死亡率。“我觉得这样的发展合情合理——该落实的措施都落实了，也取得了预期效果。”库尔斯说，“可是接下来就不对劲了。一切都变了，倒退得很厉害，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巨手突然按下了某个开关。”

2021年，内华达州有385人因车祸丧生，创下了15年来的最高纪录。2022年几无改善，死亡人数为382人，其中命丧轮下的自行车骑手增加了114%。原因不难查明：库尔斯及其同事分析数据后发现，超速驾驶现象更常见了——不管是在干道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呼啸着驶过一个个路口的驾车者不乏其人。安全带使用率的下降则导致数以千计的司机和乘客受伤。另外，醉驾被拘人数经过十年的稳步减少，最近几年也出现大幅反弹，已接近历史高点。

2022年秋天，库尔斯参加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举办的州长公路安全协会年会。在与其他研究人员的交流中，她发现自己在内华达州观察到的危险驾驶行为模式几乎已经遍及全美各州，范围之广前所未见。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统计显示，2021年，美国车祸数量较上一年骤增16%，达600多万起，日均近16500起。车祸死亡人数更令人闻之色变：有42939名美国人在车祸中丧生，攀升至15年来的最高点。在这些死亡事故中，有相当比例涉及司机醉驾、未系安全带和严重超速。

| 汽车文化 |

展开美国历年车祸死亡人数图表，你会看到有两个峰值——当下这波高峰，则是三个。第一波高峰出现在20世纪初，当时城市里充斥着大批刚摸上方向盘的“马路杀手”；20世纪中期，随着高速公路系统的推广及福特野马等强劲车型的面市，死亡人数迎来第二波高峰。仅1966年这一年，车祸丧生者就多达50894人。

早在20世纪50年代，医生、活动人士和记者就曾呼吁民众关注美国道路上愈演愈烈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