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生不生孩子的话题，总会引发激烈的讨论。

年轻人的恐婚恐育思潮，与老一辈“养儿防老”“生了孩子，人生才完整”的传统观念不断碰撞，双方各执一词，互相难以说服，但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具体因素，生育对女性、家庭产生的真实影响，却鲜少得到全面客观的呈现。

蒋莱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一个00后孩子的妈妈。作为一名出生于70年代末的女性，蒋莱觉得，生孩子于她们这代女性，几乎是无可 回避的任务，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却无人问津。

亲身经历了无穷无尽的思虑操心，以及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的艰难后，蒋莱爱套用亦舒的“婚姻犹如黑社会”论来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的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2013年，我国颁布单独二孩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蒋莱身边的同事、朋友纷纷加入“二孩妈妈”阵营，丈夫和儿子也多次提出希望她能再生一个孩子（弟弟）。

家庭内外热火朝天的生育氛围令蒋莱困惑：难道仅仅获得允许，我们就应该生孩子吗？生育对女性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蒋莱决定，以学术探索化解自身纠结。从2017年开始，她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合作开展课题研究，七年间调查走访了40多个生育了一孩至三孩的家庭，探究女性生育决策的过程、当代有孩家庭的养育状况，以及女性生育后职业轨迹的变化，并将她们的研究结果详尽地呈现在《新生育时代》一书中。

研究的过程中，两位女学者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蒋莱最终没有选择再生二胎，而此前未婚未育的沈洋，如今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她们希望以自己作为方法，结合研究结果与个人经历，打破女性生育的“黑箱”，为所有纠结“生或不生”的女性，提供经验、支持和信心。

以下根据蒋莱和沈洋的讲述及书稿内容整理。

生不生？生几个？

和今天年轻女孩中蔓延恐婚恐育思潮不同，我们的研究对象——生活在中国社会的70后、80后女性，很少会纠结“生不生”的问题。

尤其是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十几年前的主流说法是，“早点生好呀，恢复得快，父母也还年轻，能帮忙带孩子，生完一胎再拼工作，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2013年之后，随着二孩政策逐步放开，高学历、体制内就业的育龄女性中，有一些人选择生育二孩。相比生育一孩的理由，我们发现，生育二孩的决定，更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会涉及到夫妻之间以及两代人之间的协商。

有学者在上海做了定量的问卷调研，发现上海的二孩家庭以高学历、高收入的家庭为主。考虑到上海近些年飙升的房价和高昂的教育成本，我们对这一结果并不意外。

我们接触到的都市二孩妈妈，大多是公务员、医生、大学老师、国企员工，她们的共同点是学历在本科以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经济实力在当地至少属于中产阶层，大多数受访家庭在上海都有两套房，至少一半家庭有学区房。

踏在房价高点买房的沈洋老师，有时候也会暗自羡慕一些生于70末80初的被访者，她们毕业和初入职场时赶上中国GDP的高增长年代，在住房收入比值尚合理的阶段踏准了买房节点，甚至在不限购的年代买了多套房，完成了很多90后、00后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可以说是为生育决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不少被访者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失独”。还有一个被频繁提及的理由是，“两个孩子好作伴”。父母百年之后，手足之间能互相扶持，互相依靠——这也是沈洋老师生二胎的最大动力。

至于“养儿防老”的说法，在这一代父母中已经很少听到了。如今坊间的流行表达是“孩子是指望不上的”，我们也觉得自己老了肯定会去住养老院。

经济能力以外，来自父母的抚育支持也是这批女性生育二孩的一个重要条件。父母的帮助不光降低了她们的家务以及育儿成本，也保证了她们可以全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