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熟了一年又一年的麦子，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尽如人意之处和会辜负的人，而在滚滚洪流之中，个人的命运又微不足道。

孟轲终极一生竭力推行的 “仁政”，没有可以落地生根的土壤，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诸侯国纷纷追求的是“霸道”而非“王道”。

李白从受唐玄宗之召器宇轩昂地走进长安，到意气阑珊悻悻离开，也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诗人的天真，被现实政治击了个粉碎。所谓兼济天下的理想，不过都是长安城里的笑谈。

而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明朝能臣张居正，去世前九天，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但在他离开后，万历皇帝又下诏查抄了他的家产，剥夺了他生前所获得的一切荣誉和封号。

张居正离世后，万历皇帝才想起那个提笔写下《治安疏》，不认官场潜规则，执意抬棺上书的忠臣海瑞，可彼时的海瑞已经72岁，暮暮老矣。2年后，海瑞去世，一个二品官员，遗物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最后连办丧事都得靠大家凑钱。

清末状元张謇，拼尽全力的一生，在史书上也只是留下了“实业救国”的寥寥四字……

回到当下，不禁让人想起如今年轻人在社媒上发出的“经济有周期，人无再少年，偏我来时不逢春”这句感慨，想必与他们当年生不逢时郁郁寡欢的情绪并无二致。

这是一个让很多普通人感到失望和无力的时代，人生向上一步的通道越来越窄，而人生向下跌落的风险却越来越高，剩下的只有无休止的竞争和内卷，无处不在的焦虑与迷茫。

然而，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凝视着这个时代的阴影与瑕疵，我们可能很容易忽略它被红利所覆盖的另一面。

时代的红利

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是，即使是普通人，依然可以享受到空前丰盈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

我们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老百姓都还处于长期饥饿的状态，尤其让爷爷奶奶辈难忘的，是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三年，我们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1959年，华中、东北几个粮食大省的粮食受灾面积达到四千多万公顷；1960年，北方一些地区的旱期长达300多天；1961年，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 50%。而除了干旱，一些地区还遭受了洪涝，洪水冲垮了百姓的良田和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