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冰心就发表了《译书的我见》，提出翻译三原则——顺、真、美。她说：“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一夹着外国字，那意思便不连贯，不明了，实在是打断了阅者的兴头和锐气。”所以她把“顺”摆在了第一位。此外，她还认为，翻译时要避免过多地掺入己意，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及艺术境界。同时，她也意识到了翻译需要“美”，如何使译文变为“美文”，这就要求译者在文学上要有较好的修养。冰心提出的翻译“顺”“真”“美”，与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等观念，几乎是相通的。

所以，冰心的翻译不是实践在前，而是理论先行，她的翻译是在她自己提出的理念观照下进行的。冰心的第一个译本是李清照的《漱玉词》英文版，那是她在美国留学时的硕士学位论文。她的第一个英译汉的译本则是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而这部译著经历初版、再版与获得荣誉，伴随了她的人生近七十年。梳理这部译著的翻译出版全过程，很有一些文化意味。

凯罗·纪伯伦（Kahlil Gibran）的《先知》是一部散文诗，计有二十八章。冰心最初所翻译的十三章刊登在1930年4、5月天津《益世报》副刊上，分别是《船的来临》《论爱》《论婚姻》《论孩子》《论施与》《论饮食》《论工作》《论喜乐与悲哀》《论居室》《论衣服》《论买与卖》《论罪与罚》《论法律》。在散文诗刊出之前，冰心写有前言，向读者交代了《先知》版本的来历及翻译的缘由：

Kahlil Gibran据说是犹太人，现代的一个画家。他的历史，我正在查考之中。这本散文诗，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一位朋友处读到的，我极爱他的精深的哲理，和妙丽的文词。那年的春天，便请我的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移译，以后不知怎样，那译稿竟不得收集起来。今年三月，病榻无聊，又把他重看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有翻译的必要，便勉强以我生涩的笔儿，介绍他与国人见面。

四，十二，一九三○，北平。

这是《先知》与其作者纪伯伦，首次与中国的读者见面的情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纪伯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冰心说他是犹太人与画家，可能是从她的英语老师鲍贵思那儿听说的，“画家”是对的，“犹太人”有误。冰心凭着她的艺术敏感，意识到这部书的价值，并认为很值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她用“精深的哲理，和妙丽的文词”评价这部书，表达她发现的喜悦。

天津《益世报》是民国时期罗马天主教教会在华出版的中文日报，该报副刊创办于1929年11月1日，主编张虹君系燕京大学毕业，邀约母校周作人、冰心、许地山、熊佛西等十二位作家、学者担任特约编辑和撰稿人。冰心的中篇小说《惆怅》，就在创刊后的一个月（1929年12月2日至12日）的《益世报》副刊上连载。张虹君对《先知》的连载也非常积极，但是，由于《益世报》的改版，《先知》的连载也按下了停止键。

冰心完成《先知》的翻译并出版单行本，是在次年，那时冰心的家庭发生变故。我在《冰心年谱长编》中记载，1930年初，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在上海逝世，父亲谢葆璋辞去上海海道处等职务，回到北平定居养老。同年，吴文藻父亲吴焕若病逝，遗债折合大洋七百元，由儿子偿还。次年，儿子吴宗生在协和医院出生。同时，冰心因健康原因，辞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师一职。于是，冰心家庭出现了暂时的拮据。这时，冰心想找一家出版社预支一些稿费，以解一时之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冰心的著作一般交由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的新月书店正雄心勃勃想出版一套“英文名著百种丛书”，得知这个消息后，立时差人送去了一笔不菲的稿费。于是，冰心便马不停蹄地将《先知》另外十五章一口气译完。这十五章包括：《论自由》《论理性与热情》《论苦痛》《论自知》《论教授》《论友谊》《论谈话》《论时光》《论善恶》《论祈祷》《论逸乐》《论美》《论宗教》《论死》《言别》。在交给出版社时，她将在《益世报》发表过的《论喜乐与悲哀》《论买与卖》，改为《论哀乐》《论买卖》，并且重新撰写了序：

凯罗·纪伯伦（Kahlil Gibran）是叙利亚（Syria）人。一八八三年生于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十二岁时到过美国，两年后又回到东方，进了贝鲁特（Beirut）的阿希马大学（AI-Hikmat Gollege）。

一九○三年，他又到美国，住了五年，在波士顿的时候居多。此后他便到巴黎学绘画，同时漫游了欧洲，一九一二年回到纽约，在那里久住。

这时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的书，有些已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以后又用英文写了几本，如《疯人》（The Madman，1918），《先驱者》（The Forerunner，1920），《先知》（The Prophet，1923），《人子的耶稣》（Jesus the Son of Man，1928）等，都在纽约克那夫书店（Alfred Knopf）出版。《先知》是他的最受欢迎的作品，书中的十一幅插图都是作者自己的手笔。